在二十國集團升級為最炙手可熱的國際多邊論壇后，七國集團似乎在尷尬地被邊緣化。不過，由于七國集團畢竟是發達國家群體內部的交流平臺，七國集團會議的結論可能成為下階段發達國家宏觀政策與對外政策的風向標。10月3日召開的七國集團財政部長與央行行長會議，重新將匯率問題作為討論重點，指出人民幣升值將有助于促進中國與全球經濟實現更加平衡的增長。再考慮到美國總統奧巴馬在9月底的二十國集團匹茲堡峰會上把全球經濟失衡與再平衡列為重點議題，言外之意無非是低估的人民幣匯率是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原因。我們不難發現，在經歷了次貸危機這一間歇期后，發達國家已經重新把注意力投向人民幣匯率水平，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正在卷土重來，并可能愈演愈烈。
　　發達國家重提人民幣匯率問題并非偶然，這與當前的世界經濟形勢密切相關。美歐日等主要經濟體在2008年相繼陷入衰退后，在史無前例的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刺激下，各國經濟從2009年第二季度起顯著反彈。然而，這種反彈主要是政府刺激政策以及企業的重新庫存化導致的，在主要經濟體失業率顯著下降、消費明顯改善之前，這一波經濟反彈缺乏可持續性。
　　在政府擴張性政策難以為繼的前提下，各國政府不得不千方百計尋找新的增長動力來彌補擴張性政策效力消逝后的空白。通過本幣貶值或者逼迫競爭對手貨幣升值，來提高本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通過擴大貿易順差或者縮小貿易赤字來帶動經濟增長，就成為順理成章的選擇。
　　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總是和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如影隨形。近期，中國出口商品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外部環境。奧巴馬政府的輪胎特保案余音未歇，歐盟針對中國無縫鋼管的制裁硝煙再起，這些案例可能還僅僅是未來全球范圍內貿易保護主義勃興的冰山一角。除了發達國家外，未來來自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針對中國出口的潛在貿易爭端也不容小覷。當然，與其在特定商品上打壓中國出口，自然不如要求人民幣升值這種“一刀切”的方式一勞永逸。因此，近期內針對中國出口的種種反傾銷、反補貼浪潮，其實是與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相互配合的，正所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自中國政府在2005年7月啟動人民幣匯改以來，截至2008年第二季度，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升值超過20％。然而，從2008年第三季度起，人民幣匯率事實上重新回歸到盯住美元的剛性水平。在2008年下半年，人民幣有效匯率隨著美元的逆市反彈而繼續升值。進入2009年后，人民幣有效匯率隨著美元的下挫而有所貶值。從中國的出口表現來看，盡管出口額連續多個月出現同比負增長，但中國出口在海外市場上的份額卻持續上升。這無疑給外國政府提供了重新對人民幣匯率施壓的理由。
　　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卷土重來，極有可能帶來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反彈。一旦國內外企業、居民和投資者再度形成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中國國際收支可能再度重演2007年與2008年上半年的狂飆突進：不但貿易順差和FDI流入放大到顯著偏離歷史趨勢，不能被貿易、合規投資與信貸所解釋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入也洶涌而入。
　　國際收支雙順差的放大導致外匯儲備激增，以及通過外匯占款形式發放的基礎貨幣增加。盡管央行可以通過發行央票以及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方式來沖銷基礎貨幣的增加，但沖銷或者會加大央行的成本、或者會推高市場利率，從而吸引更多資金流入，因此沖銷是難以持續的。如果沖銷不可持續或者不完全，那么外匯儲備激增必然會加劇國內流動性過剩。過剩的流動性或者流入資產市場，推高資產價格；或者流入商品市場，加劇通脹壓力。簡言之，一旦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形成并得到強化，中國可能重新面臨流動性過剩、資產價格上升、通脹壓力抬頭的不利局面。
　　那么，應如何應對新一輪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呢？
　　中國政府固然可以在短期內抗住各種壓力，維持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的基本穩定，但如前所述，在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下維持匯率穩定的代價是很大的。從根本上而言，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要求中國政府加快結構性調整的步伐，通過提高居民相對收入、增加社會性公共產品（教育、醫療、社保）供應、開放服務業等措施來刺激居民消費，以緩解產能過剩引致的出口壓力。中國政府應加快國內要素市場價格改革，取消扭曲性的外資外貿激勵政策，鼓勵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以緩解雙順差規模甚至改變雙順差格局。
　　最后，如果我們承認人民幣匯率的確存在明顯低估，那么人民幣升值就始終是繞不過去的一道坎兒。在選擇未來的人民幣升值策略時，應努力避免再度形成持續的單邊升值預期。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與其消極回避或者顧左右而言他，倒不如坦然面對，有理有節地選擇最有利于促進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匯率政策。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金融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