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中日韓領導人峰會在北京舉行，日本新首相鳩山由紀夫再次力推其“東亞共同體”的構想，這個共同體目前應該主要致力于經濟合作。
　　由于各個國家對這個合作平臺的功能和期待還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無法達成有更多可操作性的方案。盡管如此，亞洲面對“后危機時代”的課題是共同的：那就是如何擺脫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如何從以美元主導的全球化過程，拓展到另一個由亞洲區域合作所建立起來的新增長模式，這種增長模式的主導權，將決定亞洲未來脫離美元經濟后的發展命運。

　　亞洲增長模式的缺陷

　　回顧過去，亞洲尤其是日本帶頭啟動的出口導向增長模式，走出了與同時代歐美完全不同的繁榮景象，這種靠制造業帶動的經濟增長，也留下了和美國靠金融業主宰的發展模式完全不同的后遺癥。
　　對于上游產業而言，因為它具有控制“有形”（鐵礦石、原油等）和“無形”（技術、標準等）的生產投入要素的威力，所以，它能夠通過定價權從產品創造的全部財富價值中獲取可觀的大頭部分。這里又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資源豐富的國家（中東、俄羅斯和澳大利亞、巴西等）；另一種是擁有生產要素中的無形資產優勢，比如，具有高端技術、低成本融資環境、世人青睞的品牌、發達的資源交易市場（定價權）和產品標準的確立能力等。這方面的優勢主要掌握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盡管日韓在某些技術和品牌上與歐美企業不相上下，但是它們的優勢缺乏下游產業的支持，缺乏消化產品的龐大市場和與之配套的服務產業。
　　對于接下來的中游產品制造環節的國家，如果沒有其他上游產業的優勢和下游產業的扶持，只能在單位產品的價值創造中拿到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比如，像中國這樣靠低廉勞動力成本的價格優勢獲得全球制造業加工廠地位的國家和地區而言，雖然國內就業壓力能夠得到很大的緩解，但是所創造的單位產品附加價值卻是有限的。如果亞洲經濟共同體能夠通過技術轉讓、資源共享的方式來降低中國制造的“生態成本”，那么，以中國為制造中心、甚至消費中心的經濟合作模式，就會使得亞洲各國都能夠從擺脫美元單邊主導的世界經濟格局中，分享到一個健康“多贏”的效果，從而形成一個“后危機時代”亞洲共同繁榮的可持續經濟增長模式。
　　最后，產品制造出來后，就會進入一個需要用高質量市場服務去將產品轉化為我們所渴求的財富。一般而言，處于這樣的產業下游的國家和地區，因為它們是處在創造“商品和服務”社會消費機會以及為社會保管后續財富的關鍵環節，所以，它們同樣能夠在產品的價值鏈中獲得更多的財富分配效果。許多歐美國家利用人力資本優勢推動技術創新，大力發展服務業，明顯在下游產業中具有國際比較優勢，尤其是美國。值得慶幸的是，這也讓亞洲國家都看到了自己增長模式的缺陷——靠美國市場過度的消費能力所獲得的美元財富，也因為缺乏流動性或由于美國資產價格的破壞以及美元貶值的壓力，而在承受著其財富價值不斷縮水的壓力。
　　總之，亞洲經濟共同體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間。我曾建議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應該為亞洲目前擁有的全球三分之二美元財富的管理需求提供更多的機會和平臺，以彌補亞洲債券市場目前過于分散、缺乏流動性的缺陷。在新一輪的全球化中，充分發揮亞洲金融資源豐富的優勢，去共同投資歐美市場相對強盛的資源性龍頭企業和技術密集型的品牌企業，包括優質股票和其他定價機制透明化的金融產品，從而提高我們擁有的龐大的亞洲美元的投資效率和財富效益。

　　需共同努力降低轉型成本

　　亞洲要想獲得真正意義上的金融主導權 （人民幣國際化、亞元經濟圈等），關鍵還是取決于亞洲能否率先找到一個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增長模式。
　　現在關于下一輪經濟增長模式主導權的爭奪已經變得劍拔弩張，圍繞低碳經濟理念的新標準制定和產品研發，各國都在馬不停蹄地進行。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早就提出“兩型社會”建設的要求。他指出，“要在全社會大力倡導節約、環保、文明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讓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成為每個企業、村莊、單位和每個社會成員的自覺行動，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
　　另一方面，根據研究發現，從高碳排放的生產標準和產品制造轉變為低碳經濟，并不一定能夠保證產品的附加價值比以前更高，而且轉型帶來的就業壓力、消費能力的約束，需要具備消化這類轉型成本所需要的個人財富和社保制度。美國和日本人均年收入進入12000美元以上時，人均消耗能源的規模才下降；歐洲在人均年收入五六千美元以上，就出現了人均能源消耗量下降。也就是說，歐洲社會保障功能較強，舊行業釋放出來的勞動大軍可以通過社會扶持，解決他們失業所可能帶來的生存問題和為尋找新工作所需要的繼續教育成本。
　　中國目前人均收入在3000美元左右，進入低碳經濟的條件確實不很充分，但是，隨著世界能源消耗的日益增加，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全球可持續發展道路都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基于此，低碳經濟對中國既是挑戰也是機會。“機會”在于我們具備把符合低碳經濟高成本產品的制造現狀，轉變為讓市場能夠普遍接受、形成規模效應的低成本社會消費的繁榮時代，而日本和韓國具有這方面的研發和產品制造的技術優勢。
　　只有大家開誠布公地進行合作，中國就能夠克服轉型所帶來的巨大成本，同時也能在低碳經濟社會中分享到更多的財富效應，也能夠提高全社會的實際購買力。那么，那時中國人口紅利所帶來的巨大消費潛力，一定會比美國靠濫用金融創新催生的消費沖動更有可持續性，也更加健康。同時，在亞洲經濟共同體中的各成員國，一定都能夠分享到自己付出合作努力后所取得的豐碩的、安全的財富價值。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提出的“兩型社會”建設，應該成為后危機時代東亞經濟合作共同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