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一年前，經濟形勢急劇轉化，政府迅速出臺大規模刺激經濟的政策。但很快人們就發現，政府出臺的優惠政策，多數難被中小企業享有。結果，一年下來，出現了相當明顯的國進民退現象。輿論紛紛呼吁政府采取措施扭轉這種局面。因應這種呼聲，國務院9月22日發布《關于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從八大方面提出29條具體意見。
　　過去若干年來，國務院、國家發改委等部門出臺過多項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紅頭文件，事實卻是，中小企業的困境始終沒有得到紓緩，反有每況愈下之勢。原因在于，在當下的政經環境中，中小企業面臨著嚴重的制度制約。
　　因為政府在中國的經濟秩序中具有決定性地位，所以，中小企業健全發展所面臨的制度性制約也主要來自于政府。這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點是各級政府的所有制歧視。雖然改革開放已進行三十多年，國有企業數量已經大幅度減少，非國有企業，尤其是民營中小企業已經成為增長活動的主要主體，但各級政府在所有方面仍然會區別對待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而中小企業的主體正是非國有企業。
　　第二，中小企業面臨著來自政府的規模歧視。中國存在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各級政府官員普遍地偏愛大企業，對應就是漠視乃至歧視中小企業。
　　如果說所有制歧視與意識形態有關的話，規模歧視則與各級政府官員的政績觀有關。在目前的官員政績考核體系中最為重要的指標是經濟增長率，經濟總量增長的速度。而目前的官員的實際任期又普遍較短，通常不過三年左右，因而官員的行為預期普遍較短，都希望在短時期內實現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在各種類型的企業中，大企業當然更有助于官員們實現這種政績目標。
　　因此，在中國，各級各類官員普遍偏愛大企業。在招商引資中，各級政府會采取很多優惠政策吸引所謂的全球五百強，吸引大型跨國公司入駐本地。在對本地企業的管理中，政府也傾向于采取措施扶持大企業，大企業可以在市場準入、信貸、土地、勞工政策、環保政策等方面享受很多優惠。有若干企業做大做強，通常是官員們到處炫耀的重要政績。政府如此照顧大企業，放眼全球幾乎絕無僅有。
　　為政之道在于保持平衡。一個經濟體在其自然演進過程中，當然會形成某些大企業。而且大企業也完全可能憑借其規模經濟，具有較高效率，可能更有物質條件進行技術和組織創新，某些行業的大企業甚至可能具有政治、軍事上的戰略價值。大企業單憑其規模，就能夠在市場中占有顯著優勢，相對而言，中小企業經常會處于劣勢。
　　那么，政府作為市場秩序的監管者，作為公共秩序的維護者，理應采取一些措施，扶持中小企業，使雙方在市場上處于平衡狀態。這樣的平衡應當最有利于市場秩序的健全發育，并使這個市場秩序能與一個好社會的根本價值兼容。抑強扶弱，乃是政府的當然職責，這職責既體現于社會領域，也應當體現于經濟領域。
　　各級政府普遍采取扶強抑弱的策略，主要是因為官員們的觀念中有一種“總量謬誤”。掌握著影響經濟過程之巨大權力的官員們，主要關心的是經濟總量增長，對經濟結構則漠然置之。哪怕經濟結構已經十分扭曲，只要能實現總量增長，官員們就不惜沿用導致結構失衡的政策體系。如此一來，中小企業本來已在市場上面臨大企業的擠壓，政策又給中小企業施加諸多限制，中小企業難免深陷困境。
　　要打破中小企業發展所面臨的制度約束，讓政府鼓勵中小企業發布的文件真正造就出中小企業發展的寬松環境，需要政府官員進行一場觀念革命：在對經濟進行宏觀管理、對企業進行監管的時候，要從關注總量轉向關注結構。具體說來，整個經濟政策體系應當從增長導向轉向就業導向和均富導向——這兩者其實是一體之兩面。這一點，在經濟不景氣時期尤為重要。中小企業承擔著75%以上的城鎮就業，而維持及增加就業本來就應當是宏觀穩定政策追求的最重要目標。
　　一個明智的政府通常會采取抑制大企業、扶持中小企業的政策。如果說這樣的政策可能產生負面效果，那政府最起碼不應當采取優惠大企業的政策，讓中小企業可以平等與大企業競爭，從而確保就業穩定與財富在人群中相對均平的分配。大企業與強政府的結合，必將產生最壞的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后果。

(作者系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