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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9-10 錢學鋒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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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再次卷土重來。這讓仍然處于危機底部徘徊的人們有些始料未及，但它畢竟傳遞著中國經濟可能開始逐步回暖的信號。
從經濟學的邏輯上來講，如果勞動力能夠自由流動，而且價格機制是有效的，那么隨著勞動力需求的上升，必然會推動勞動力工資的提高，從而最終導致勞動力的供給增加以滿足勞動力的需求，“民工荒”現象不會發生。理論上，中國的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而且隨著戶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進，勞動力正趨向自由流動，但“民工荒”現象仍然發生了，這說明價格機制可能出了問題。
但“民工荒”還是實實在在的發生了。比如在珠三角，目前求人倍率為1∶1.1至1∶1.5之間，也就是說1個求職者可擁有超過1個崗位。我們認為，關鍵的原因在于勞動力市場的價格機制沒有能夠提供足夠的激勵，這種激勵不足實際上是長期以來中國社會對農民工待遇漠視的深層體現。
中國粗放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以廉價勞動力要素投入為基礎獲取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所以，在中國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我們可以觀察到農民工的工資待遇不盡人意。按照中國社科院2008年發布的《中國社會和諧穩定研究報告》的調查結果，2005年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為921元，遠低于城市工人的1346元，27%的農民工月工資在500元以下。原因很簡單，除了壓低農民工的工資和待遇來獲取競爭力之外，企業沒有好辦法，而一些地方政府在財政分權的背景下往往被資本所俘獲。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工還有足夠的激勵去滿足勞動力的需求嗎？或許用腳投票，離開才是最好的選擇。因此，可以預見的是，如果國家的新農村建設卓有成效，如果農民工的待遇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善，東南沿海的“民工荒”遲早要到來，只不過金融危機加速了這一進程而已。
另外，不能忽視的是，這種激勵不足還體現在城鄉二元制度的固化給農民工造成的各種歧視。過去我們一些人一直把農民工當成招之即來呼之即去的“兩棲人”：城市需要他們時，他們是為出口代工企業當廉價勞動力的打工仔，不需要他們時則是隨時回鄉務農的農民。因此對他們實行“經濟上吸納，社會上排斥”的歧視性政策。
當然，已有很多人理性的指出，當前的“民工荒”實際上體現的是勞動力市場上的結構性供給失配。隨著某些地方推行“騰籠換鳥”加速推進產業轉型升級，企業需要的更多的是技能型勞動（skilled
labor），而不是普通勞動（unskilled
labor），但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大多是非技能型的，不能滿足企業的需要，從而出現“民工荒”。但問題在于，早在2004年珠三角首次出現“民工荒”時，就已經暴露出了勞動力市場上供求關系的結構性矛盾。市場本身已經發送了技能型勞動供給不足的信號，隨后各級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對農民工的培訓力度，但為什么五年后仍然存在結構性的矛盾？或許結構性矛盾的解釋是難以令人信服的。關鍵的問題，還是在于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沒有能夠給予勞動力創造足夠的激勵。沒有足夠的激勵，不能保障基本的“國民待遇”，周期性的“民工荒”還會卷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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