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2009中國企業500強在杭州出爐。新出爐的中國500強企業不僅經營收入總額出色，而且收入利潤率和凈資產收益率分別達到4.7%和8.92%，經營績效指標已經一舉超過了世界和美國500強企業。
　　對此，市場有很多評論，很多把中國500強的規模提升、業績好轉，當成了競爭力提升的代名詞。但筆者更擔心的是，中國500強企業的業績可能會讓我們產生幻覺，把大當作了強；把舉全國之力形成的強，當作了企業之強；把500強當作綜合國力強的代名詞。
　　與西方國家的強勢企業比，長期以來，我們都批評中國的500強企業經濟效益很差。這次出爐的500強，經濟效益與世界比也不弱。是否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中國的500強企業現在的強已經建立在了效率的基礎上？更重要的是，這個效率是如何產生的？
　　今年是一個特殊時期，歐美國家受經濟危機的影響很大，企業經濟效益受影響下滑嚴重。我國雖然也受到國際經濟危機的影響，但程度較輕。此時，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經濟效益，更多地反映的是國與國之間受經濟危機影響程度的強弱。筆者認為，此時，中國500強企業的經濟效益較世界500強有所提高，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情況，不宜看作常態。隨著西方從經濟危機中得到恢復，我國的500強企業與發達國家的強勢企業在效率上仍難匹敵。
　　一般都贊同，建立在效率之上的強才是真正的強，但第二個問題往往忽略了，這就是，這個效率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集中全國最優勢的資源、傾全國之力，打造出來的效率，只是“孤立”事件。我國不少500強企業，就建立在這種基礎之上，相當程度上是犧牲中小企業的發展換來的。在經濟危機時期，這種趨勢更加明顯。
　　這樣打造出來500強企業，因為缺乏廣泛的中小企業的支撐，也是難以持續的，容易出現“戛然而止”的怪現象。
　　美國《新聞周刊》國際版主編法里德·扎卡利亞在《后美國世界》一書中，對當年中國的鄭和下西洋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000997,股吧)做過比較，與15至16世紀歐洲的其他偉大的航行相比，鄭和下西洋的航只要大得多，數量要多得多，而且質量更為優秀，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又大又強。
　　在對中國的鄭和船隊稱贊一番之后，法里德·扎卡利亞接著問道：中國當時能造出這么完美的船只，進行這么規模強大的海上探險，為什么就不能造出鐘表來呢？這么強大的海上探險，為什么中國從中得到的利益還比不過哥倫布探險，而且會戛然而止？
　　對第一個問題，法里德·扎卡利亞的回答是，鄭和艦隊與北京故宮一樣，是由相類似的指揮系統造出來的。從1406年開始，故宮就有100多萬勞工參與建造，同時還有另外100多萬士兵參與監督。一個龐大社會的全部能量和資源都投向為數不多的工程，所以，這些工程常常能取得成功，然而，這也是僅僅的孤立的成功而已。也就是說，盡管鄭和船隊看起來十分強大，但當時的中國，實際上已經落后于西歐國家。
　　對第二個問題，法里德·扎卡利亞的回答則是：歐洲人航行要完成的任務更小，效率更高，而且常常是私人性質或公私合作的，并采用新方法支付航行費用，每次航海都能找到新產品，有新發現。而中國的航海取決于君主的興趣和權力，官方支付所有的費用，不計成本和代價，不講經濟收益，企業、探險、科學和學習之間的相互影響反應鏈并不存在。為打造鄭和艦隊進行的技術創新，因為建立在集中了全國資源的基礎之上，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很難為社會學習和利用。
　　在法里德對鄭和下西洋和哥倫布探險的比較中，以及兩個問題的追問中，我們可以同樣追問中國企業500強應如何保持持續發展。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