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二代”概念的提出，以及對其生存狀態與心理狀態的種種描摹，顯然不是為了諷刺挖苦窮家子弟，而是對中國社會貧富分化現狀的一次刺激與提醒，是對底層社會的另一種形式的同情。
最近網上流行一份《“貧二代”的18條標準》，提出者石述思文中認為，相對于“富二代”，“貧二代在就業方面的劣勢更為明顯”。（9月2日《中國青年報》）這一標準雖然不乏戲謔與調侃，卻也部分再現了當今生活中最真實的一面，道明了社會中存在的許多不公正與無可奈何。
生前窮困潦倒、死后哀名無限的著名畫家凡·高曾經說過“貧窮妨礙成長”。試想，沒有錢交學費，孩子就可能連好小學都上不了，更別說遠渡重洋留學；沒有錢買樂器，別的孩子學的可能是鋼琴，而他卻只能吹自制樂器。貧窮仿佛有著某種“遺傳性”，由于基礎環境差，得到教育少，社會資源稀缺等原因，通常“貧二代”在社會階層的上下競爭中要比“富二代”艱辛得多。
“貧二代”概念的提出，以及對其生存狀態與心理狀態的種種描摹，顯然不是為了諷刺挖苦窮家子弟，而是對中國社會貧富分化現狀的一次刺激與提醒，是對底層社會的另一種形式的同情。如村上春樹所言，“在一座高大堅實的墻和與之相撞的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一邊。”對弱者的同情，更符合人的精神常態，這是一種放松并且可以安放靈魂的狀態。
值得一提的是，同情歸同情，透過其中某些標準，也不難看到種種在當下流行的針對窮人的誤讀。比如，面對頻發的群體性事件，有人評論現在社會上存在著“三仇”心理，即“仇富、仇官、仇警”。
然而，若問任何人：這國家是否需要財富、官員和警察，恐怕無人會說不需要。準確說，那些有激烈行為與言辭被戴上“三仇”帽子的人，因為自己也想發家致富，所以他們并不憎恨富人；因為自己需要政府提供服務，所以他們并不仇視官員；因為自己希望安全，所以他們并不仇視警察。社會上時常出現的某些日常的不滿甚至抗議，其所表現的是人們對功能正常社會的期許，是對功能紊亂社會的報警。
這些如果簡單歸咎于社會心理，或者放大某種相對極端的社會心理，既無益于解決社會問題，同時對于“貧二代”也意味著某種不公平。
社會不公平在世界上每個國家都存在。許多人，受良知與理性的驅使，在努力彌合這種不公平，即使是在發達國家里。舉例說，2002年法國便有媒體創設了“社會不平等指數”（BIP40），以監測社會是否正常運行。BIP40指數是一種顯示社會不平等與貧窮狀況的新指數，其所涉及的數據主要包括勞動與就業、健康、收入、教育、司法和住房。設立這一指數的目的就是為了“撥開GDP和CAC40指數迷霧，看發展真相”。
1887年，厄內斯特·拉維茲借筆底一位鞋匠之口說出這樣的話，“我父親曾一無所有，我現在有了些錢財，我的孩子如果像我一樣努力，他們的財產將兩三倍于我，我的孫子將成為紳士，人在世界上就是這樣升遷的。”在一個開放的社會里，人們合法地繼承財產，積累財富，但并不繼承身份，這才是最有希望的事情。
無論是“貧二代”，還是“富二代”，沒有哪代人不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更好的社會地位，對于大多數家族來說，這是一幅通向未來的幸福畫卷。而且，這一切只有在一個相對公正的環境下才能實現，只有公正才能讓社會真正富有。在這樣的社會里，“貧二代”可以辛勤改變命運；“富二代”不會被社會風潮卷走祖輩的財富，只要自己經營得當，就可以實現“公正恒久遠，財富永留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