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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在北京閉幕，修訂后的統計法獲得表決通過。此前曾有報道說，統計法修訂草案規定，“政府有關部門統計調查取得的統計數據，與本級人民政府統計機構統計調查取得的數據不一致的不得公布”，但這一條款沒有出現在修訂后的統計法里面。
這無疑證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最終認可了多方數據發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事實上，讓政府統計部門牢牢壟斷統計信息的發布權，對解決統計數據的公信力問題實際上是南轅北轍。
統計數據的公信力并非來自于政府統計局的權威性，而是來自各類統計數據帶給民眾的直覺感受。如果相關統計數據與大多數民眾的感受不符，即使讓其他機構的統計數據不再發布，民眾也不會那么相信統計局的數據。而那些被“閉嘴”的其他數據發布機構，也不會因為自己不能發布數據而就此以統計局的數據為標準。久而久之，無論民眾還是其他各類數據統計機構，會對統計局的數據心存太多懷疑。而沒有其他各類數據做參照和對比，則更會加深這種質疑。
純粹從統計效率的角度看，發布由不同機構從不同角度對不同的樣本進行采樣的統計數據，有利于民眾從整體上去對比和把握統計數據的客觀程度，并進行自己的判斷。相關參與的統計機構也便于互相參照，提高自己的統計方法與水平。
其次，各類統計數據存在差異，其實很正常。因為不同的機構有不同的調研方法和統計樣本，其統計模型也會存在種種差異。正是這些差異讓各類數據得以互相對比和補充。
另外，鑒于一種利害關系的存在，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由行政部門所掌控的政府統計部門發布的各種數據，有美化政府行政效能的可能，而非行政部門發布的數據因為受到的直接干擾較小，也不存在特意美化行政效能的需要，因此獨立性和客觀性往往會增強。
還有部分人認為，因為其他機構發布和政府的統計局不一致的數據，會令統計局的數據受到競爭性威脅，并且民眾得以從這種差異中找到質疑統計局的理由，這樣，一旦消除這種差異，數出一門，也就不會再有爭議。
這種思維不是從增強統計數據的獨立性和客觀性上去找解決方案，而是試圖靠抹除數據差異來消弭爭議，結果很可能適得其反。比如，經濟學家們仍然容易從各類數據的關聯性中找到質疑統計數據的地方。因為各種統計數據存在一些相對固定的函數關系。即使由多個部門發布統一的統計數據，如同樣是某統計項，政府單位和某非盈利組織發布的數據基本一致，但如果該統計項和本應與之正相關的其他統計項，在統計結果上卻表現出明顯的超常的負相關關系，一樣會遭遇公眾的質疑。前不久，工業用電數據與工業增長數據背離，因而引發國內外學者的質疑，就很能說明問題。
說到底，統計數據如果實行壟斷發布，容易造成行政部門出于政績要求而美化統計數據的后果。制度設計應避免令統計部門陷入既出數據又自我監督的怪圈，而讓更多數據發布部門來參與信息競爭。只有這樣，統計工作才能在競爭中得到提升，各種美化行政效能的統計工作才能盡量減少。
修訂后的統計法加強了對政府統計機構的監督，這是好的方向。但加強監督是不夠的，必須通過財政注入逐步提高統計部門的獨立性，將其從與行政部門的利益聯系中解脫出來，這樣才能真正避免行政部門對統計工作的干擾。如此，則統計工作的客觀性會大大提高。（作者系財經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