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技術進步帶來金融深化的加速,牙買加體系下的貨幣亂局將長期困擾人類社會。但是通過政府間制度安排等非市場途徑來弱化美元地位,是不現實的,因為這涉及美國是否愿意慷慨退出,以及退出成本怎么分擔的問題。短期來看,發展中國家只有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掌握更多話語權,才能在遏制美國金融功利主義行為方面有所作為。
說起來,要求改革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在30多年前就有了,但從未像今天這樣得到國人關注。這段日子以來,相關問題在民間引起熱烈討論,直接原因是一向低調的中國政府公開強調,應通過發展“超主權貨幣”來解決現有貨幣體系的弊端,并且得到國外眾多“美元受害者”的呼應。當然,就深層原因來看,這種現象背后,既是由于國人的金融意識開始迅速強化,也是因為在經濟金融全球化時代,愈來愈多的普通人開始直接或間接感受到國際貨幣體系動蕩對自身的影響。
上世紀20到30年代,應該說是現代國際貨幣體系的一次“戰國時代”,直接導致了曾經固若金湯的金本位制度的消亡。各路貨幣“豪雄”幾經浮沉后,美元借助美國蓬勃增長的經濟活力支撐,逐漸摘取了世界貨幣的“桂冠”。
1944年,當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確立其霸主地位時,美元還如同在歐洲登陸的美國大兵一樣代表著實力與希望。應該承認,當時美國人的富足與責任心,使美元維持了數年的穩定,引領混亂的國際貨幣體系走向正軌。但1950年之后,在戰爭等因素的作用下,美國頻繁發生各類危機,焦頭爛額的白宮終于放棄了貨幣榮譽感,開始濫發美元來試圖渡過危機。這種“飲鴆止渴”、“以鄰為壑”的行為,終于在70年代導致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當尼克松政府的財長康納利在爭吵中說出“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麻煩”時,便意味著美元徹底放棄了“貨幣責任”,全球再次陷入貨幣亂局。
1976年牙買加體系所確定的浮動匯率制度,從根本上看,只是一種過渡性選擇,這一體系延續到今天,國際金融危機成為家常便飯,其惡劣影響也令人瞠目。從表面上看,由布雷頓森林體系演變到牙買加體系,美元地位明顯削弱了,但是與此同時,由于放棄了責任的束縛,美國的美元利益達到新高峰,美國利用貨幣霸主地位向全球征收“鑄幣稅”的行為愈演愈烈,逐漸令美國的“富朋友”和“窮兄弟”都無法忍受,國際貨幣體系進入了一次“春秋”時代。
如今,美國的“基本面”實在已經不足以支撐美元的地位。2000年,美國GDP占世界經濟比重達到30.6%,2007年降至25.4%,在全球出口額中所占比重也從2000年的12.3%降至2007年的8.4%,進口額比重從19.2%降至14.3%。美國經濟發展質量也在下降,在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后,以汽車為代表的制造業競爭力也不復存在。美元匯率波動劇烈,早已失去了“大哥風范”,也不符合對世界貨幣的穩定性要求。
然而,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以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病入膏肓”,卻還遠未陷入“墻倒眾人推”的境地。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在全球的比重事實上在20%到30%之間波動,而每次經濟危機爆發時,反而其比重有所上升。研究表明,該比例在1980年至1985年之間由23.6%上升到32.7%,從1991年至1993年由24.9%上升到26.8%,從1995年至2001年由24.9%上升到31.9%。而三次全球危機分別發生在1980年至1982年,1990年至1992年,2000年至2002年。由此來看,在現有體制下,源于美國的危機總是能夠被順利轉嫁出去,這就形成了個怪圈:當危機發生時,美元人人喊打,而當危機過后準備“真打”時,支撐其地位的基本面卻再次變好了。
可以預見,隨著技術進步帶來金融深化的加速,牙買加體系下的貨幣亂局將長期困擾人類社會。在此情況下,必須有一種信用貨幣充當“莊家”角色,從而避免全球貨幣體系最終崩潰。現在來看,也僅有歐元對美元有一定的替代性,但也受到歐元區主權國家的利益沖突限制,日元在結算和價值貯藏方面也先天不足,人民幣則只是“初試啼聲”。因此,美元主導體制對于我們只能是一種無奈的次優選擇。
現在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多基于政治目的,而對于企業、金融機構和個人來說,在各國經濟都困境重重時,仍然要“矬子里面拔將軍”,還是相對偏好持有美元。同時,通過政府間制度安排等非市場途徑來弱化美元地位,也是不現實的,因為這涉及美國是否愿意慷慨退出,以及退出成本怎么分擔的問題。況且,美元垮臺的受損者不僅是美國,東亞等凈儲蓄國也將首當其沖。
如此說來,除非國際勢力格局發生劇變,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這種“亞健康狀態”,在很長時間內都難以改變。當然,這也并不意味其他國家束手無策。世人對美元主導體系不滿的核心原因,是美國人做得太過分。短期來看,發展中國家只有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掌握更多話語權,才能在遏制美國金融功利主義行為方面有所作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