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國流失文物的追索，法學家一直較少發言，即使這次法國拍賣圓明園鼠首和兔首的事件，也鮮聞法學界的聲音。但現在有了一些比較清楚的聲音。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院長龍衛球教授就圓明園鼠首和兔首的拍賣，闡述了追索流失文物的法律困難和原因、應對思路、可采取的遠期框架和近期作法。
法律追索獸首的兩種途徑和困境
關于獸首劫掠和轉手的不正義顯而易見，然而無論從文物追討合作還是國際戰爭法的框架，我們都存在依法追訴的困難。
我們可以從法律角度追索獸首的兩種途徑是：
一種是從文物角度出發，依據文物公約的追索。這些公約以197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1995年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外交大會上通過的《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于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簡稱《文物返還公約》)等為代表。
另一種是從劫掠物角度出發，依據戰爭法公約和慣例。這些包括1856年《巴黎海戰公約》、1907年海牙戰爭公約特別是《陸戰法規與慣例公約》、1949年日內瓦公約等。
但是，這些依據都存在時間上的效力問題，以及部分公約尤其是文物公約法國尚未加入的問題。因此，從法律追索的角度來說，存在不確定和不圓滿的地方。
困難緣于現代國際法存在歷史盲點
現代國際法存在嚴重的歷史盲點，所以不能有針對性解決獸首這些發生于1860年時期的歷史問題。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現代國際法框架形成于20世紀初期，且其發起形成的力量主要是西方老殖民國家自己，而人類歷史的種種人為劫掠災難和類似的問題卻主要發生在西方殖民最劇烈的16至19世紀。這一段歷史尚無公正清算，它們基本上處于現代國際法“盲點”。
西方老殖民國家不愿意正視殖民劫掠歷史，不愿意與發展中國家清理殖民行為、歷史上侵略戰爭以及有關財產與文物的劫掠行為的舊賬。大家知道，即使是二戰也主要還是西方國家之間主要基于爭奪世界統治權或瓜分權引起的，雖然從這場戰爭中令人欣慰地產生出國際人權主義和國際人道主義，但是現代國際法的舊秩序痕跡還是很嚴重，更久遠的殖民歷史問題并未得到清算。
因此，海外文物流失國家希望依據上面這些僅在某些意義上涉及流失文物追討的所謂國際公約，索回在殖民化、半殖民化時期被劫掠、被打劫盜取的文物，顯然是力不從心的，也是不明智的。
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國際法因此面臨重塑任務。我們這個世界還有若干十分重要的歷史糾葛，要解決還是十分艱難的。
那么，我們今天的國際社會能不能有歷史的眼界和智慧來進行一次歷史的法律媾和呢？目前決定的力量還在掌握分蛋糕權力的西方老殖民者自己那里。
獸首這類殖民化時期的問題，給了國際社會尤其是曾經血債累累的西方世界這樣一個契機。可惜法國法院以機械主義司法和不敢回頭看的姿態，沒有抓住這個機會。獸首持有人和佳士得更是以微小主義的短視錯失了這次重新改寫歷史的良機。貝爾熱稱其拍賣款將為捐款，但他認識不到最有意義的捐獻是洗清殖民歷史。
這次獸首追索行動，最大收獲應該在教育層面。這就是說提醒我們，我們還生活在歷史糾纏和歷史黑洞中，我們必須和歷史作戰。但前提是正確認識歷史，從中吸取教訓。
追索文物的遠期框架和近期作法
獸首問題解決的最有效的方式應該是一種世界歷史型的化解方式。
世界的深度和解是世界和平實現的前提，也是獸首們得以輕松回家的前提。獸首問題不解決，世界便無信任和安寧可言。我不贊成通過花錢贖回的方式買回獸首，因為這解決得了獸首回歸，卻解決不了被劫掠時給雙方落下的心病。
而這種世界的深度和解，取決于我們大家能否以直面歷史、對歷史負責的精神達成全面媾和。否則仇恨不能化解，信任不能建立。
我們中國人應該采取一種理性的方式，對自己的受辱歷史，除了進行必要的歷史追債之外，也要學會同時認真清洗傷口，避免感染化膿——某些過于極端的民族主義就是這樣一種感染反應。我們要學會自我救治和療養。只有法律的解決才是理性的、穩定的和正大光明的，所以和解方式最終應該通過發展回溯型國際法律框架來進行。現在的國際法還只是歷史的短期成果，其困境和出路在于如何在歷史視界中加以調整、放大并回溯，涵括殖民、半殖民時代的遺留難題，致力歷史和解。
眼下，我們可以通過積極外交的方式，促進西方接受歷史的和解。一方面，在具體的意義推動獸首這樣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以個案的方式按照深度和解的方向進行化解；另一方面，在抽象的層面發起改善現行國際法，使之具有歷史面向，達到應有的歷史長度。
短期內，可以通過靈活的法律方式來緩和獸首之類的問題，例如，阻止拍賣，也可以通過國內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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