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行主體能否在市場監管制度約束下充分有效地披露信息，是市場認不認可其IPO行為的最重要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監管層在決定具體的IPO名單前，應該以合理的“金融實驗”的方式“聽取”市場意見，對于市場不認可的申請者，應果斷叫停，這樣才能保證股市的健康發展，才能保證市場信心不受損害，也才符合市場管理的客觀規律。
　　重啟IPO和創立創業板已是大勢所趨了，關于這兩者，市場上普遍的感受是一喜一憂，喜的是創業板的創立可以為更多的中小企業提供資金融通便利，憂的是重啟IPO可能會沖擊當前的資本市場，扼殺剛剛有點復蘇的市場信心。
　　這樣的判斷，是典型的經濟學產物。
　　關于創業板，很多人認為這將是某些中小企業起死回生的救命仙丹。但是:為什么非要某些中小企業起死回生呢？我相信，期盼政府救助中小企業的聲音——更多地——是源自一種感情色彩，畢竟中小企業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是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如今“大難臨頭”，政府沒理由見死不救。但是，如果從理性的角度來看，中小企業同樣是有壽命周期的，一旦某些行業的周期已過，還非要延續其生命，這只能使整個經濟體付出更大的代價，最終還是于事無補。
　　著名金融學家米勒在總結上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陷入危機的教訓時，曾說過:“允許破產也是鼓勵發展”。米勒教授始終從效率角度看發展，認為產業結構調整應以效率為準則。日本當初的教訓恰恰在于沒有考慮到救助對象的效率對整個經濟的影響。
　　今天的中國也正在面臨同樣的境地，真以大局為重，就該允許一部分中小企業破產，同時鼓勵一些代表著未來經濟發展方向的新的中小企業的生長，這才符合國民經濟大局的利益。
　　沒錯，鼓勵并催生新興企業恰好需要創業板，但問題是，如何保證進入創業板的企業就是我們需要的“好”企業呢？
　　根本性的解決辦法，還是要靠市場來判斷企業的優劣，并據此配置資源。這里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信息對稱，或者更通俗些，就是信息透明，市場對資產的定價永遠靠信息支撐，沒有充分有效的信息，市場就不可能給出準確有效的定價，而缺乏有效定價體系的市場，資源配置不可能有效率。所以，那些指望創業板帶動中國經濟并由此刺激股市的觀點有點盲目樂觀，在一個缺乏充分有效的信息披露的市場中，任何簡單交易行為都不能保證資源的有效配置，當然也就不能保證股市的健康發展和價值的有效提升。
　　創業板是這樣，IPO也一樣。現在很多人總抱著某種疑慮看待IPO，其實很沒必要。盡管中國資本市場的職能長期以來存在扭曲，人們更多把它當成融資場所，這確實有問題。但不能因此就把所有IPO都視為單純的圈錢，更不能把所有的IPO都看成沖毀股市價值的洪水猛獸。從科學的角度講，合理的IPO非但不會沖擊股市，甚至有益于股市價值的提升，這只取決于一件事:發行主體的市場資本化水平，也就是收益率(或者盈利水平)。如果新發主體的盈利水平高于市場現有平均水平，或者高于同類主體的市場認可水平，那么，它的出現就可以推升股市價值。只有當新發主體的盈利水平低于前述指標時，IPO才會沖擊股市。請注意，這與股票供給量沒有關系。
　　那我們如何得知新發主體的盈利水平呢？關鍵還是信息披露，發行主體能否在市場監管制度約束下充分有效地披露信息，是市場認不認可其IPO行為的最重要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監管層在決定具體的IPO名單前，應該以合理的“金融實驗”的方式“聽取”市場意見，對于那些市場不認可的申請者，應果斷叫停；而對于市場看好的申請者則可以放心放行，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股市的健康發展，才能保證監管當局一再呼吁的市場信心不受損害，也才符合市場管理的客觀規律。
　　很多人對“市場認可”很不以為然，去年年初，平安再融資時就遇到過類似情況。按理說，再融資本身沒有錯，但平安保險決策層以商業保密原則為理由，拒絕向市場披露相關信息，結果造成股價暴跌。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商業保密與信息披露之間的矛盾，但背后卻是個更嚴肅的“誰更聰明”的問題。也許，當初平安決策者認為他們的決策是對的，市場沒有理解他們的“苦心”，但誰又能證明他們一定是對的呢(后來的市場證明他們的決策絕對是錯的，但為時已晚)？
　　還是上面提到過的那位金融學家米勒，有一段關于美國企業與日本企業決策差異的精彩評價，我以為對我們理解今天所面臨的問題很有啟發意義。日本人始終堅信他們企業的人為決策好于美國企業的市場決策，因為人為決策更具長遠眼光。米勒卻說，無論用哪種方法都無法證明日本企業決策者的“視力”好于美國決策者，但美國決策者至少還有一副調整視力的眼鏡，那就是市場的判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