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廣州地鐵老總、現執掌廣州白云國際機場的盧光霖，一向是兩會上的明星人物。他說話直，常有“經典語錄”。昨日，盧光霖又拋出了一個有點“燙”的觀點：政府不要再搞最低工資標準了，最低薪水應由市場決定。（２月１５日《新快報》）

　　據廣東省就業服務管理局日前發布的預測信息顯示，今年春節后將有９７０萬外省農民工南下廣東，其中２６０萬左右的人沒有明確的就業崗位。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廣東省第一季度就業需求預測只有１９０萬人，供過于求，缺口巨大。九三學社廣東省委日前集體向廣東省政協十屆二次會議提交一份提案，建議適當限制外省勞務工。怎樣才能讓這種限制最“有理有節”？難道辦法就是“最低薪水應由市場決定”？
　　眾所周知，最低工資標準主要是為外來求職者設定的，而在勞動力市場明顯供過于求的情況下，這種“市場決定”只會存在兩種結果：外來求職者要么無奈接受比最低工資標準還低的工資，要么再一次“提前返鄉”。這正如布坎南在《財產與自由》一書中所分析：一位農民生產麻布，希望在市場上換回綿羊。但是許多交易者都有剩余的麻布，只有一位交易者有剩余的綿羊。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自愿達成的交易，對出讓麻布的人也是不公正的。因此，這種“市場決定”其實只是一種蠻橫的單向選擇，無論哪種結果都會最終導致求職者的權利貧困。
　　事實上，一個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涉及很多因素，用工成本只是其中一個方面。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主要目的是維護勞動者最低限度的合法權益，規范企業用工制度。如果一家企業僅僅因為保證最低用工成本而“不堪重負”，只能證明企業本身的生產經營存在問題。
　　反過來講，如果企業生存是以員工權利的絕對貧困為提前，這樣的企業還有什么扶持的必要？這樣的企業即便扶持起來，又怎樣保證他們不是血汗工廠？顯然，比經濟嚴冬更讓人瑟瑟發抖的是權利嚴冬，因為在經濟嚴冬中，我們尚可相互抱團取暖，而在權利嚴冬中，唯一能面對的是沒有人情味的逐利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