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廣州地鐵老總、現執掌廣州白云國際機場的盧光霖,在兩會拋出了一個有點“燙”的觀點:政府不要再搞最低工資標準了,最低薪水應由市場決定（2月15日《新快報》）。

　　眾所周知,最低工資制度是政府保護弱勢勞動者的制度安排。最低工資享受者基本上是處于最低端的初級勞動者,在強大的資本力量面前,他們的談判能力微乎其微。資方很容易選擇依靠壓低工資的辦法擴大自己的利潤空間,而處于絕對弱勢的初級勞動者無法通過談判獲得公平合理的工資待遇。如果政府不設立最低工資標準,就等于放任資方壓低工資的權力,使得勞動者的權益失去任何保障。正是基于這一原因,許多國家都有法定的最低工資標準。
　　“最低薪水由市場決定”顯然應該有其前提,那就是勞方在市場中有強大的博弈能力。美國通用公司勞資雙方的糾葛便是最好的例證:面臨破產的通用汽車公司與美國聯合汽車工人工會就員工醫療基金的關鍵談判破裂,通用已開始考慮申請破產保護（2月15日《新聞晚報》）。在中國的初級勞動者自身毫無博弈能力、工會組織又乏力的情況下,加上金融危機的大背景,“最低薪水由市場決定”只是使勞方成為資方隨意降低工資的犧牲品。
　　在一些企業家的眼中,最低工資標準成了企業發展的絆腳石,這無疑是一種誤解。盧光霖也認為“現在政府扶持中小企業,但一些法規使中小企業壓力很大,所以最低工資標準就別再搞了,更多人有份工才最重要。”事實上,最低工資制度的出現正是為了提升生產效率,促進企業發展。早在19世紀末,經濟學和管理學的研究者就發現,規定雇主支付一定標準的最低工資,能夠有效改善低端勞動者的生存條件,進而提升其素質、增強其忠誠度,最終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如果滿足于“更多人有份工”而不能保障其權益,如果勞動者的收入與社會經濟發展和公民發展成本不相協調,只會使勞動者的素質與企業的生產效率都停滯不前,政府推動經濟、拉動內需、改善民生等目標也難以實現。
　　自2004年2月5日《最低工資規定》頒布以來,最低工資制度從來沒有形成過一致意見。在具體實施中,最低工資標準也被一些地方政府偷工減料。一些企業在執行地方最低工資標準時,則將最低工資標準當成“標準工資”來發放。種種跡象表明,最低工資標準不是要取消,而是要進一步規范,加大推進的步伐。
　　金融危機背景下,人大代表不能只注意到企業的壓力,也要考慮民生的壓力、社會的壓力,有關部門千萬不能以損害勞動者利益的方式來為企業減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