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顯示,1月末,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貸款余額為33.6萬億元,同比增長19.78%。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31.99萬億元,同比增長21.33%,增幅比上年末高2.6個百分點。當月人民幣貸款增加1.62萬億元,同比多增8141億元。貸款額劇增的原因,除了央行注入流動性的措施產生效果以外,高儲蓄率也在客觀上為流動性放寬提供了基礎。

　　儲蓄是投資的重要來源。高儲蓄率為經濟成長提供強力保障,毋庸置疑。然而,中國的基本問題是高儲蓄率為生產能力的快速擴張提供了資金,卻沒能為這種快速擴張創造需求。周小川日前在馬來西亞稱要采取一整套辦法降低儲蓄率,可見央行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
　　分析國民總儲蓄結構可以一目了然,貢獻儲蓄的主體實際上變成了在收入分配中占大頭的企業和政府。1992年至2007年,企業儲蓄率和政府儲蓄率均幾漲一倍,前者從11.73%激增為21.48%,后者從4.4%增長為8.74%,而居民儲蓄率不增反降,從20.24%下降到19.91%。
　　與總儲蓄結構相對應,推動中國投資率保持高位增長的主要力量不是來自于本國國民的私人投資,而是來自于政府及國有企業。政府和企業的高儲蓄會出現資本積累過度,形成龐大的生產能力,而居民儲蓄率增長停滯意味著高投資率形成的產能難以被國內消費吸納。內部經濟平衡不得不依賴外部需求維持,或陷入進一步擴張投資需求加以吸收的惡性循環。
　　這種畸形儲蓄結構持續時間越長,“經濟動態失效”越呈惡化和加劇之勢。躺在儲蓄高聳的山峰上,對內產業結構調整滯后,就業創造不足,利率市場化等金融改革也推進緩慢;對外容易授人話柄,引發貿易爭端。
　　有沒有最優的儲蓄率可供比較和衡量呢？儲蓄率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變化,能否處于優化狀態,關鍵要看其是否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菲爾普斯正是在研究這一問題的過程中,提出了聞名遐邇的“黃金定律”,即最佳的儲蓄率應該是利潤與產出之比,也就是將利潤所得用于資本積累,將工資所得用于生活消費,或者更簡潔地表達為“花掉你的勞動所得,攢起你的資本收入。”
　　在實踐中,由于儲蓄實踐中的各種主觀因素的介入和擾動,尤其是公共分配行為的扭曲和謀取集團利益現象,儲蓄率不可能自動收斂到最優路徑上。
　　當前我國投資和出口增長下降、經濟下滑的形勢下,經濟增長的羈絆已從供給移師需求。改善儲蓄結構、想辦法讓政府和企業手中的錢從投資轉向消費很可能成為一個帕累托改進。化解政府和企業過度儲蓄的最佳辦法在于建立一種改進了的協調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均衡發展的機制,使經濟增長真正回歸到以提高人均消費水平為本的應有之義。為此應考慮通過加大國有企業對財產所有者利潤分紅的方式來減少企業儲蓄,以及盡快擴大政府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社會性公共產品領域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