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公布的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乃2004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連續第六次聚焦農業發展與農村改革，其中共提出了28點措施促進農業穩定發展與農民持續增收，包括進一步增加農業農村投入、較大幅度增加農業補貼、保持農產品價格合理水平等。

　　長期以來，提高農業經濟效率，保障主要農產品的市場供求平衡；促進農民收入增長，逐步消除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穩定農村社會，始終是農村工作的基本任務。只要這三方面的工作年年有進步，農村社會經濟形勢就令人放心，國家整體經濟局勢也就在掌控之中。為保障這些任務的實現，中央確立了“多予、少取、放活”的農村工作方針，并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個總體目標統領全部工作。從這幾年的工作實踐看，中央政策總體上是有效的。
　　首先，保障主要農產品的市場供求平衡，獲得了堅實的政策支持基礎。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主要農產品的數量保障是最大的政治。現在，中央提出的政策“定心丸”是在2020年之前新增1000億斤糧食的生產能力。按照中國人口增長預期，并考慮到我國食品來源日益多元化的趨勢，這個階段我國糧食再增產600億斤，糧食的供求平衡就有了底線保證。這個目標如果能實現，未來我國的食品數量安全就大可以放心。從現在出臺的一攬子財政支農政策看，這個目標的實現是有充分保障的。
　　促進農民收入增長，在2020年實現農民收入翻一番，是未來一個時期農村經濟工作的另一重大目標。從過去的經驗看，只要全國GDP增長速度保持在9%左右，農民收入增長接近6%，從而實現2020年收入總量翻一番，也是有保障的。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今年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會受到制約，并會影響到農民工資收入的增長。一號文件針對新的形勢提出了一些補救措施，應該能減緩負面國際因素的影響。文件提出，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新增公益性就業崗位，要盡量多使用農民工。按照國際經驗，如果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則在國家投資項目中大量使用農村勞動力，對提高農民收入將產生非常積極的作用。
　　農村發展最終要靠城鄉社會經濟一體化，而實現這個目標的外部條件是加快城市化的步伐，減少農村勞動力和農村人口；內部條件是提升農村社會自身的公共品供給水平。按我國目前的發展動力配置，地方政府有很強烈的擴張城市的沖動，中央更需要關心的是通過規劃管理使城市化進程更加健康有序。農村公共品的供給，特別是保障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需要中央政府全力去推動。這方面的成績可圈可點。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已經全面推開，今年推廣的力度還要加大。此項工作深受農民歡迎。今年還要展開新型農村養老保障試點，這又是農村工作的一大手筆。如果試點順利，5年內能在全國推開新型養老保障制度，其意義不亞于取消農業稅。
　　要解決中國“三農”問題，不會有三天兩晌后就見奇跡的靈丹妙藥。以上三方面工作如果能扎扎實實做好，相信到2020年，農村形勢就會有一個根本性的轉變。而這三方面工作能不能順利推動，取決于兩方面的偏差能不能得到有效防止。
　　首先要防止一個戰略上的偏差，即防止把人口的城市化變成了一個土地的城市化，只顧圈地擴大城市，而抬高門檻阻止進城務工的農民留下來。農村剩余勞動力以及相關的農村人口應該有序地在城市定居下來，減少“候鳥式”農村轉移勞動力大軍。按世界一般經驗，我國的人口城市化比例可以更高一些，加快城市化的速度還有潛力，可以在2020年把人口城市化的比率提高到60%以上。如果以90%的城市化人口“養”10%的農民，農民就不會是一年只勞動3個月的半失業者，而是全年勞動的充分就業者。而只要一個階層在辛勤勞動，市場就會給他們合理回報，政府對他們的幫助就不會是簡單地轉移支付。
　　其次要糾正微觀政策操作上的偏差，即解決農民的土地權益保護問題。十七屆三中全會在“土地確權”這方面有了突破，今年的一號文件又提出了更具體的政策保障措施，但仍然需要警惕中央的政策在具體落實中走樣。18億畝的耕地要保護，這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還是生態問題。過去的經驗是，僅僅靠中央單方面的積極性不能解決耕地保護和農民土地權益保護問題，必須在體制上解決問題，賦予農民自己保護土地權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