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集團總經理向文波1月16日宣布，集團董事長梁穩根今年只領1元年薪，全體董事降薪90%，集團高管降薪50%，而對于普通員工，集團承諾“不裁員、不減薪、不接受員工降薪申請”，并擬出臺“特別獎勵”政策激勵員工。（1月19日《人民日報》）

    我們一直在提倡企業社會責任，但長期以來，紙上談兵的多，真刀實槍操練的少。在金融危機下，很多企業不是裁員就是試圖給員工減薪，我們更多的是隔著遙遠的太平洋看著大洋彼岸的企業高管給自己降薪，但很少看到我們的企業高管拿自己“開刀”。三一重工讓人眼睛一亮：原來我們的企業里也不乏“社會責任”這種高尚的道德因子。
    眾所周知，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財富分配狀況是“財政富有，民間相對貧弱”、“企業管理層富有，而普通職員階層貧弱”。即使與鄰邦印度相比，他們的薪酬占GDP的比重也比我們高，同時，管理層與普通員工的收入差距也比我們小得多。在我們的很多企業，高層與員工的薪水差距可能達到幾百倍。甚至很多壟斷國企的高管，也昂昂然憑著壟斷地位拿與其貢獻遠遠不相符的高薪。在此背景下，三一重工首先拿董事會成員和高管開刀，的確有著不一般的見識和膽略。
    盡管一個好社會的標準多種多樣，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標準和評價，但我以為，一個好社會的基本標準之一，便是有能力有實力的人，亦即社會上各個層面上的強者應該主動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危機來臨時更是如此。比如經濟不景氣時，積極財政政策以及政府保障、投資支出增加而稅收減少。在企業內部亦如是。如果一味把責任往下推，動輒對普通員工實施裁員或降薪措施，只會使占社會上絕大多數的普通人購買力越發下降，從而使內需進一步收縮，反過來使更多的企業產品賣不出去，形成惡性循環。
    道理很簡單，誰都懂，但真正敢于拿出行動的，還是需要頗高的道德自覺和勇氣、以及面對未來的長遠目光。就像福特公司老板當年認為，應該讓自己的員工都買得起自己生產的汽車、所以應該給員工高薪一樣。一個對員工有凝聚力的企業，員工將會死心塌地地忠誠、效力于它。1914年1月5日，亨利·福特作出了一項舉世矚目的決定，將工人的日最低工資提高到5美元，遠高于2美元的平均水準。后人評價說，這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也對美國乃至現代西方世界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它極大地增加了員工的歸屬感。在實施“新政”之前，福特汽車公司的工作隊伍變更率高達380%，而在5美元新政之后，勞動力的變更率降低了90%，曠工率更是從10%降到了0.3%。更令福特驚喜的是，越來越多的優秀的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被吸收進廠，對福特公司的技術進步意義重大。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教授曾指出，日本公司采取終身雇傭，老板知道無法解雇工人，因而就圍繞著工人一生的生產能力來對之進行培養。即使在經濟不景氣，工人手里沒活干時，公司也不解雇員工，而是把閑著沒事的工人組織起來培訓：怎么更安全地操作生產工具、怎樣提高產品質量等等。他們干這一切，都是拿著全薪。美國老板則一停產就解雇工人。結果，日本的勞工素質高于美國，其制造業也更有競爭力一些。
    也許，在企業和社會發展的諸多秘密中，有制度的秘密、管理的秘密、資本的秘密，同樣還有人力資本的秘密,但善待員工，進而形成堅韌的凝聚力，恐怕也是使自己未來立于不敗之地的訣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