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步入放緩、低迷周期，中國經濟所受的影響超出預計。珠三角、長三角企業倒閉現象還在繼續，而經濟周期影響的范圍也從加工制造向鋼鐵、鋁材、煤礦、電力等基礎行業轉移。企業命運與這場經濟周期捆綁在一起，并因此影響經濟社會總體發展。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宣布從11月1日起，適當調高部分勞動密集型和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并就房市稅費政策也拿出相應調整方案。千億元減稅規模的增值稅全面轉型方案也獲國務院批準。各個地方，政府與企業共克時艱也成為自覺行動。
　　此時，我們尤其關注中國企業的經營環境問題。有學者指出，權力不肯退出市場，反而強化對市場自由交換的壓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敗尋租活動的基礎。眾所周知，中國市場經濟脫胎于中央集權的計劃體制，政府行為未能在法律框架內加以規范，政府對企業的管制和干預仍然比較多。繁冗的行政層級給企業設置障礙，權力直接進入微觀經濟領域，亂收費、亂執法，造成了政府與企業、資本爭利的局面，特別是一些官員的貪腐，更成為企業成本上升的暗流。這種環境下，即使一些企業沒有遭遇經濟周期，也難逃長不大的命運，發展實踐已經對此作出了證明。
　　從世界范圍看，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企業是平等主體，政府依法管理，企業依法經營，都在法律范圍內活動。企業是一個經濟實體，也是一個社會實體，它在生產各種產品和吸納勞動力的同時，也生產了各種社會關系，企業構成了整個社會的經濟基礎，也是組織社會生產、分配的重要制度安排。企業與社會共生，政府只能是為企業服務，而不能讓企業為政府服務，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發展置于這樣的強大共識之內。
　　不論是應對當下，還是放眼長遠，我們都需要進一步厘清政府與企業，權力與市場之間的關系，讓政府回歸本位，讓企業發展擁有寬松的環境。中國企業已加入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國應為企業發展提供足夠好的環境，這樣才可能讓企業獲得與國外企業相當的發展條件。考慮到在目前經濟態勢下，一些全球性企業都要采取裁員降薪等辦法應對局面，如果中國企業仍然背負巨大的負擔，實在很難想象會遇到多大的困難。
　　政府必須回歸角色，做當做之事，不逾矩，不違規，權力嚴守界線。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維護公平競爭秩序，防止市場壟斷，保持國內國際市場開放，降低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程序，促進自由貿易，根據發展實際調整經濟政策，這些事情政府都可以做，也必須要做，除此之外，諸如企業經營生產巨細，政府無權干涉，至于向企業伸手，更應堅決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