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于尋求外部援助的華爾街投行終于等來大宗買家:9月22日,日本三菱日聯銀行對外宣布,收購摩根士丹利10%-20%,交易金額最高可達90億美元。同日,日本野村證券出價2.25億美元,獲得雷曼兄弟亞洲特許經營權。

　　日本企業大舉收購美國資產有成例在先。1985年至1990年間,日本企業海外并購風起云涌,僅500億日元以上的交易就有20宗,其中針對美國公司的占到17宗,最高潮時,就連堪稱美國地標的洛克菲勒中心亦被日本企業收入囊中。正因為此,難怪美國主流媒體紛紛驚呼:“日本人又回來了。”
　　當然,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里。比較日本企業前后兩輪資本輸出,其發生機理其實存在顯著差異。由此決定,這兩輪資本輸出演化的路徑也會存在顯著差異。
　　日本企業前一輪資本輸出驟起于1985年。當年9月,迫于他國壓力,日本政府被迫簽訂“廣場協議”。此后3個月內,日元兌美元匯率由250比1急劇升至200比1,升值幅度高達20%;此后3年內,日元兌美元升值幅度進一步飆升至120比1,最高峰時甚至接近70比1。
　　日元急劇升值導致日本賴以立國的出口部門嚴重受損。由于實體經濟無法接納過量資本,日本企業被迫轉向海外擴張,此動向恰好又與美國國內主動謀求的產業調整一拍即合,日本企業因此盲目接收了大量地產、期貨、股票,乃至收藏品泡沫,及至1991年后泡沫破滅,日本經濟開始步入長期衰退,且一路至今。
　　比之當時的被動和盲動,日本企業本輪資本輸出明顯帶有主動出擊并相機抉擇的理性標記,而其持續“走出去”的動力則在于:作為制造大國、出口大國、儲蓄大國,日本因其在全球分工中扮演的獨特角色而長期位居外匯儲備第一的位置,時至今日,日本仍是僅次于中國的全球第二大外匯儲備國以及全球第一大美國國債持有國。
　　然而,與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不同,日本早已進入后工業化階段,加之本國資源有限、人口老齡化嚴重,日本的剩余資本客觀上需要在全球范圍內尋求更為穩固和可觀的投資回報。由此反映在實踐中的情況是,日本近年來一直是全球低息資金的理想提供者。比如說日本每年通過渣打銀行流向亞洲六個新興市場的資金就已達到660億美元,再比如,日本今年迄今已發行56宗武士債券,總額達到1.7087萬億日元,同比增長了32%。
　　美國次貸危機急劇惡化以來,美國金融類股價已經大幅跌至五年來最低水平,其中僅上周三一天,華爾街五大獨立投行中僅存的兩家——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公司的股價分別暴跌44%和23%。行情至此,隨著美國政府系列救市舉措的推行、全球市場投資信心的恢復,加之同業市場重要競爭對手的出局,華爾街金融企業長期積累的品牌、人才、技術等方面的投資價值,也將重新為各路資本所發現。
　　日本企業重返華爾街,正是其長期戰略與短期策略相匹配的結果,其必然性在于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必定導致的全球金融一體化。在這個過程中,類似日本這樣擁有廣義高級生產要素的國家,為了追求高于本國投資回報的利潤,必然會以各種形式突破國界實現資源全球配置,華爾街當下身處困境無非為其致力尋求的低成本擴張又一次提供了機會。
　　值得肯定的是,人類歷史往往遵循著螺旋式上升的軌跡。曾經敗退美國的日本資本重返華爾街的積極意義在于,一度因為次貸危機迅速蔓延而招致沉重打擊和廣泛懷疑的金融全球化趨勢開始逐步被接續,而其未來導向的結果是,全球金融巨頭的資本來源將更為多元,其必須接受的監管文化和紀律將隨之更為多元。這一可能出現的結果,有益于彌合金融全球化以來日漸拉大的資本全球化與監管本國化之間的裂縫。由此,經歷短暫挫折后的金融全球化有望在更合理的水平上繼續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