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社會上反響強烈的幼兒園高收費問題，教育部新聞發(fā)言人續(xù)梅日前表示，教育部對此非常關注，正在積極協(xié)調發(fā)展改革委和財政部等相關部門，準備出臺幼兒園收費標準的暫行辦法。(8月26日《中國青年報》)

　　眼下，幼兒園收費可以稱得上是“又高又亂”。一方面，贊助費、支教費、捐資助學費等諸多收費名目，令人眼花繚亂。同時，一年少則數(shù)千、多則過萬的收費金額，使得上幼兒園貴過讀大學，成為許多家長不能承受之重。因此，這則報道一公布，立即在網(wǎng)上受到熱烈歡迎。
　　然而，單單一個收費標準的制定，能否真正推動“貴族”幼兒園回歸“平民”角色，我看未必。先不論地區(qū)經(jīng)濟水平、幼兒園師資條件之間的差異，使得統(tǒng)一規(guī)范的量化標準難以制定，即便有了這樣的標準，其可操作性和實際效果又會怎樣呢？
　　事實上，早在教育部擬出臺“國標”之前，許多省市已經(jīng)陸續(xù)制定了地方標準，但卻大都淪為“紙老虎”。以南京為例，該市從2004年試行統(tǒng)一部分幼兒園收費標準，隨后標準逐年有所上調，范疇也擴大到全市，但也都在每生每月數(shù)百元之內。不過，就是在這座城市，仍舊曝出了年費10萬元的“天價幼兒園”。當然，這也許是一個有些極端的例子，但收費標準形同虛設，教育部門“越治越亂”，卻已然是不爭的事實。
　　一言以蔽之，幼兒園收費失范，根源不在于標準的有無，而是政府對學前教育的投入不足和定位不清。先說投入不足。據(jù)統(tǒng)計，我國幼兒教育占公共教育經(jīng)費的比重僅為1.3%，這一數(shù)字甚至遠遠低于經(jīng)濟并不太發(fā)達的泰國(16.4%)。就連沿海發(fā)達城市廣州，每年100多億元的教育投入中，幼教占有量也不到2億元。在“政府欠賬”的情況下，幼兒園的運營開支就不得不轉嫁到社會，由“家長埋單”。
　　再看定位不清。自上世紀90年代起，我國幼兒教育不再由政府包攬，而開始引入民間資本。開放辦學固然需要，但政府在操作中過于依賴社會力量興辦幼兒園，而忽視了幼教的獨特性、基礎性和普及性。在北京，1300多所幼兒園中，私立的占了9成。當幼教成為一種產(chǎn)業(yè)，供求的價格杠桿作用就開始顯現(xiàn)。目前全國近6000萬名3歲至6歲的學齡前兒童，只有約2180萬人入園就讀，6成孩子面臨無學可讀。可見，幼教資源嚴重供不應求，完全處于賣方市場，話語權掌握在幼兒園一方，家長們對于高收費也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起點，而學前教育又是起點中的原點，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有義務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從國外經(jīng)驗來看，加拿大、日本等國家已經(jīng)或正在把學前教育納入義務免費教育范疇，即便沒有實行全免費，也通過政府的財政支持，幼兒園收費保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今年“兩會”期間，一度傳出教育部對此正在研究的報道，盡管事后被證失實，但其時的輿論反應，足見民意所向。
　　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與制定標準的“治表”相比，將幼兒園納入義務教育，加大政府對幼教的投入力度，才是遏制高收費的“治本”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