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問中國當前及今后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問題是什么？回答當然是實現人均GDP約為6000美元小康社會目標。中國人渴望富裕的夢想有史以來有望在21世紀50年代首次實現。按照現有的經濟增長速度推算，人均約6000美元的目標離我們確實不遠。但是，如果按照現有的經濟消耗水平推算，即便不考慮戰爭、社會動蕩和經濟自身的周期波動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約束，僅僅資源消耗水平約束這一項，就足以使這一夢寐以求的目標變得遙遙無期。現有的單位GDP消耗的資源水平，使我們有限的資源在還沒有達到人均6000美元之前就枯竭了。簡而言之，我們現有的增長方式是不可持續的。比如國內的石油、銅等資源只能維持到40--50年就枯竭了。要想實現小康和持續發展，中國當前及今后的最重要的問題實質是如何在節能減排的基礎上發展的問題了。節能減排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難題。破解這個難題，必須運用針對性的財稅政策。

　　一、 修訂GDP核算方法

　　以國民收入多少為標志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數字標準，首先是由經濟學家發明倡導，隨后為政治家所追求應用。企業之間，地區之間，政府國家之間也是以收入高低作為好與壞、優與劣、發展與落后的主要標志。沒有GDP數據，想要說明宏觀經濟狀況是困難的。不借助GDP數據，政府想給出有水準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從今天的觀點看，國民賬目體系的先天缺陷是明顯的。它從一開始就只說明了收入或產出來自哪里、有多少，而沒有說明收入或產出的全部成本。有些成本在市場交換之外，因此不能反映到經濟活動的全貌之中。GDP只能核算出有記錄的市場交易的貨幣收入或產出，由汽車尾氣而產生的空氣污染成本是不在核算指標體系內的。
　　其實大多數經濟學家早就注意了這個問題，并紛紛拿出了自己的見解。比如薩謬爾森和諾德豪斯就提出了用經濟凈福利(ONEW)取代GDP。他們特別強調了要在原有GDP中減去環境破壞的代價。目前，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等機構和大多數經濟學學者認為，采用綠色GDP核算是大勢所趨。綠色GDP基本意思是在核算GDP時把資源成本和環境成本統計在內，從而是真實的可靠的和可以持續的。
　　首先，中央政府要讓政府官員有動力按綠色GDP核算。對不按綠色GDP核算或在核算過程中有虛假成分的要與政績及任免掛鉤，而不像過去那樣，只要GDP高就好，不問GDP的資源環境代價。
　　其次，運用稅收杠桿引導資本從高耗能高排放行業流向低耗能低排放行業。在生產環節使這些帶有高耗能高排放高用水性質的產品成本上升，利潤下降；同時，在消費環節上對使用這些帶有高耗能高排放高用水性質的產品增收有害稅，減少人們對這些產品的購買消費。這樣既可以促進產業結構調整，也可以增強人們節能減排意識。
　　再次，大力支持環保和新能源產業開發。其財政含義是對這個產業實行低稅率零稅率甚至是負稅率。邊際稅率越低對資本投資就越有吸引力。有更多的資本流向環保和新能源產業就預示著環境改善和減輕節能減排壓力。補貼使資源價格扭曲，無法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弊多利少。從水資源污染程度和消耗速度看，全球缺水時代已經逼近，中國必須采取措施未雨綢繆。一是嚴防水資源污染；二是必須提高水價；三是增強全民節水意識。

　　二、 解決企業收益與成本計算不對等問題

　　企業是利潤最大化的經濟主體。諸如降低工資、薪金、原(燃)材料成本之類的辦法，是企業降低成本增加利潤的正常辦法。除了這些正常辦法，企業還有一種手段是把企業內部成本轉嫁給社會承擔。比如說采掘、冶金、石油、石化、造紙等行業大量排放廢氣污水，實際上是全社會甚至全人類為之承擔難以估量的成本，而受益的僅僅是行業企業。在企業收益不能反映其全部成本的現有核算體制下，讓企業減排類似于與虎謀皮。從污染日益嚴重的趨勢看，說明一般的政府管制也收效甚微。
　　企業的外部性說明了政府存在的必要性。應對企業消極外部性行為的措施主要是：

　　1、 重點管治高耗能、高污染、高用水的企業。但是不管怎么管制，效果是有限的，空氣和水質量的全球性變壞就是很好的證明。問題在于監管成本高、監管俘獲現象極為普遍。集中力量對重點企業施行重點管治，效果應當好一些。

　　2、 設立排放稅，使收益與排放掛鉤。搞市場經濟意味著我們要相信價格。高排放企業由于其產品價格沒有包含轉嫁社會的成本，因而有利潤甚至獲得“發展”。所以，治理排放最有效的辦法，是針對排放企業制訂排放稅，使稅率大小與排放多少直接相關，把企業外部性成本通過稅率強制進入產品成本里。由于價格是市場決定的，企業要生存、要獲利、要發展的唯一途徑就是減少排放。排放稅率是隨著排放量設計的，排放量小到一定水平時，稅率可以是零，甚至為負數，這樣，企業有動力研究新技術新辦法以持續不斷地減少排放，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達到排放標準即可以排放。

　　3、 減少耗能的財政辦法。搞市場經濟就意味著我們要相信供求規律。因此，減少耗能的兩個辦法：一是增加新能源的供給，從而使原有污染大、不再生的能源節省下來。這就要求財政一方面加大可再生的新能源產業企業的投入力度，一方面對使用新能源企業而產生的高成本給予補貼，鼓勵使用新能源，進而也是鼓勵新能源的開發。二是提高能源價格，從而減少能源消耗。首要是要停止對能源價格的補貼，使價格回復到均衡水平。其次，要立即開征燃油稅和排放稅(或有害稅)，通過用油高成本高價格的利益機制抑制用油及排放。再次，對生產和使用節能產品給予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當然，新能源的開發與使用只是分擔原有能源的消耗，并沒有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國家財政政策的最后一個重要內容是，支持能源效率提高的技術研究。如，我國電機耗電占總量的50%，若能研制新型節能電機顯然是功在千秋的事業。而這不是一般私營企業所能擔負的任務。

　　三、 緩解人口壓力

　　做為經濟社會的人不一定是生產者，但必然是消費者。多一個人就要多一份生活必需品的消費，這是不變的鐵律。地球承載的人口壓力一定是有限的，技術進步能夠挖掘的潛力也不是無窮的。我國的情況更是如此。我國的經濟適度人口僅為7～8億，剩余的5～6億人口也要生存。每次人口增長都不可避免對地球資源提出新的要求。根本的辦法是降低人口自然出生率。通過財稅政策調整要做好幾個方面的工作：1、構筑安全可靠的養老醫療保障體系。中國是脫離農業社會不久的國家，養兒防老的觀念根深蒂固。只有國家財稅解決了這個后顧之憂，一夫一妻一個孩才能有效落實下去。2、出于人性人道人權的考慮，不能強迫夫妻一個小孩都不要，但是，可以給這樣的夫妻給予優良的養老醫療優惠，比如，可以把國家負擔一個孩子的費用的一半資金通過財稅渠道支付給這樣的夫妻等。3、人窮了是養兒防老，人富了是希望財產有人繼承，事業有人傳承。因此要從財稅政策上嚴防經濟條件好的家庭出現多要孩子的傾向。一是高額財產繼承稅；二是收取高額超生費。人口政策一點也不能放松。4、當勞動力成為國家之間競爭力的主要組成部分時，需要加強聯合國的力量予以協調。

　　四、 改善生活方式

　　經濟的進步與發展在一定意義上是為人類創造新的生活方式。比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業定居生活方式，取代了居無定所的采集和游牧生活方式。一旦有了穩定的居所和食物來源，再回到沒有穩定居所和食物來源的采集與游牧時代的生活方式，是難以想像的，實際上是不可逆轉的。生活在農業社會的百姓，一年只能洗幾次澡，而現代城市居民一個月只洗一次澡就是不正常的。僅僅洗澡一項現代人比古人多消耗的水量就是驚人的。現代人是想像不了沒有電的生活是什么樣子的。中國的電80%是靠燒煤得到的。煤是不可再生的十幾億年積攢下來的有限化石資源，燒煤的過程不僅是耗能的過程，也是污染排放的過程。可怕的是，離開了電和電器，離開了供水和煤氣，離開了汽車和汽油，現代人似乎連一個月也活不了。退回到以往任何一種社會形態的可能性只能是一種假設。
　　生活方式難以逆轉并不是不能加以改善。設計良好的財稅辦法，不僅可以引導生產行為，也可以引導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逐步改善。1、對民用電、油、汽、水產品實行高稅收辦法，使其價格與市場價格一致，提價之后和提價之前的差額，由財政按消費單位以現金形式補貼，人們必然轉而培養成節儉的生活習慣。同時，由于節能而節省下來的每度電、每升油、每立水都變成可見的現金收入，這會反過來更加激勵人們增強節能行為。2、對日用消費品實行差別稅率，使同等商品不包裝的價格最低，簡單包裝的價格次低，過度包裝的價格最高。只要稅差價差適當，同等品質的產品，人們傾向于消費價格最低的那個產品。人們的消費方式變了，必然引導廠家包裝方式的改善。
　　自從產生工業企業盈虧核算以來，自從利潤最大化主導經濟活動以來，自從市場經濟制度成為經濟活動的主要制度以來，負的外部性就從來沒有離開過經濟機體。外部性泛濫是市場經濟制度最致命的缺陷。克服市場缺陷不可能靠市場自身的力量，而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包括采用強有力的財稅手段。

(作者單位：東北財經大學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