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新京報》“中美經濟對話首現‘一致利益’”一文認為，在對抗通貨膨脹這一共同敵人中，中美雙方可能擱置此前在匯率、順差方面的爭議，對此次對話做了樂觀的展望。但一條金融領域的新聞，卻為這種預測帶來一陣“寒流”：美國已暫緩批準中國最大兩家銀行在美經營執照，原因是擔憂中國主權財富基金作為這兩家銀行最大股東的角色。

    而在此前的6月16日，中國證監會對外宣布已批準瑞士信貸與方正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共同出資設立瑞信方正證券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瑞信方正”)。這意味著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第二輪序幕已經拉開。而隨著這一輪金融開放的啟動，華爾街投行在中國金融市場上建立實質上獨立的經營實體已經從夢想變為了現實。
    相對于中國政府在對外金融開放領域所釋放的積極信號而言，美國政府與監管層限制中國銀行業進入的舉措并未釋放足夠善意。美方解釋為中國工商銀行與建設銀行背后的主權財富基金缺乏嚴格的信息披露，不具備足夠的風險管理能力，因而可能構成嚴重的金融風險。
    但事實上風險管理能力很難具備一個統一的衡量指標，誠如美聯儲所言，中國金融業的風險管理能力還不足夠，那么風險管理手段如此完善的美國市場卻出現了導致世界經濟瀕臨衰退邊緣的次貸危機，作為監管者的美聯儲與作為經營者的華爾街金融大鱷們同樣難辭其咎。
    任何形式的談判均是以內容為王，而要想獲得實質性內容上的突破，必須在事前建立足夠的互助互信機制。否則規格檔次再高的談判也會僅僅流于形式。如果雙邊金融開放不是建立符合中美利益的對等基礎之上，那么對任何一方都會造成嚴重的不利后果，并最終在實際上摧毀談判形成的協議。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如泰國、印尼等過早完全開放資本項目和金融市場，所得到的只是短期的過度非理性繁榮，并最終以貨幣金融危機收場。近期的越南又是一個不顧國內經濟發展現狀，過度開放金融市場而導致過度炒作，并最終釀成貨幣金融危機的典型案例。
    因而對于中國而言，在此次談判過程中，首先仍應著眼于中國金融經濟發展的現狀，并充分吸納亞洲鄰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成敗經驗，再在此底線的基礎上與美國談判。當然，適當的做出讓步姿態以獲取更多的談判空間是靈活有效的策略，但如果雙方未能如預期達成一致，那么則應果斷的終止無謂的損失。
    中美戰略對話本身注重的是框架性的談判和磋商。換句話說，對于美方而言可能更為注重談判與對話的過程，而非在現實問題上取得足夠的實質性進展。那么中方也無需在重要問題上做出重大的讓步。相反，中美戰略對話可以在其他能夠達成共識的領域，如能源、環保合作上做重點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