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央行宣布存款準備金率將再次上調，上調后將達到17．5％的歷史高位，這說明我國面臨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尚未緩解。

　　在輸入性特征明顯的通脹壓力面前，對國內金融機構已經進行的緊縮性政策，似乎效果并不明顯。追本溯源，流動性過剩的一個重要原因來自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據有關部門數據，前4個月我國外匯儲備增加2283.9億美元。
　　由于匯率是解決輸入性流動性過剩問題的一把鑰匙，因此，有不少專家一直呼吁我國提高匯率以應對。但我們應該看到，是目前中國在全球化分工中的地位，決定了中國還需要以壓低價格為代價來獲取國際競爭力。倘若認為提高匯率即可將被扭曲的價格信號恢復，無疑是倒果為因。如果按提高匯率的思路來操作，將會出現的局面是匯率提高導致外需萎縮，中國產品銷量大減。
　　筆者認為，中國目前的流動性問題，其根源是對外部需求的過度依賴導致的內需不足、分配結構不合理。調整經濟結構，標本兼治的方法是實施積極的收入分配政策，通過增加對百姓的轉移支付、向社會保障體系注入資金，以降低低收入者的生活成本。由于內需與外需存在替代關系，通過提高內需，可扭轉中國對外需的依賴，從而令壓低匯率的必要性下降。同時，國內價格提高，也將降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從而平衡國際收支賬戶，減少資金流入引發的流動性過剩。
　　曾經有評論指出，提高居民收入以減緩通脹壓力存在邏輯謬誤：因為提高百姓收入，將導致購買商品的貨幣增加，將進一步推高通貨膨脹。筆者不得不指出，持這觀點的人被謬誤所迷惑了。
　　首先，提高百姓收入并不是通過增加貨幣發行完成的，而是在既定的貨幣發行量中，通過改變分配結構完成的。改善收入分配結構，提升的是廣大低收入人群的分配比重，減少高收入群體的投資需求，這將有效抑制投資品市場出現的過熱情況。
　　其次，中國當前存在的問題是商品缺乏有效需求的問題，而不是過多的貨幣追逐少量商品的問題。正是由于中國的生產能力過剩，導致國家必須壓低商品價格以求出口，從而令外匯不斷輸入，而為了維持價格優勢，相關部門必須發行貨幣購買外匯以維持一個相對較低的匯率。在這樣的格局下，福利源源不斷地從中國的生產者處補貼到發達社會的消費者手中。提升百姓收入，不過是把倒貼給發達國家消費者的福利收回到國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