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深兩市“端午節”休市期間，央行宣布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至歷史新高的17.5％；與此同時，亞太周邊股市遭遇“越南危機”突襲，紛紛大幅度跳水。受此雙重利空因素影響，6月10日的滬深兩市雙雙大幅低開低走，收盤時滬綜指跌7.73%收報3072點，尾盤近1000只股票跌停，創下一年以來最大單日跌幅。

　　我們認為，上述兩大金融事件是密切相關的，央行之所以把6月15日和25日分兩次上調各0.5個百分點存款準備金率集中一次宣布，從而打破“常規”的0.5個百分點一調的做法，相當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向全球蠢蠢欲動的投機資金表態：中國非常重視“越南危機”可能帶來的連鎖反應，在非常時期不惜用任何貨幣政策來捍衛金融穩定局面。這種預期管理是有理有力的。
　　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潛在危機當前，防通脹防熱錢的任務固然要提到非常高的位置上來，但也切勿因此嚇壞了自己，破壞了經濟發展的正常有序格局。若貿然以為越南微小的經濟體量能帶來一場新的“亞洲金融危機”，則未免杯弓蛇影杞人憂天。我們最擔心的是產生兩個副作用：其一，“××戰爭論”等假想敵式的陰謀論借越南危機甚囂塵上，“管制依賴”超越市場理性占據主動權；其二，對全球分工的經濟合作格局產生過度懷疑甚至是抵觸，在潑掉臟水的同時倒掉了孩子。
　　“越南危機”的種種表象已不必贅述，出現危機，與越南經濟決策管理層的稚嫩密不可分。今年年初的達沃斯會議上，越南高層仍不顧國內高通脹苗頭，大談其“超印趕中”的擴張策略，不愿為已經過熱的經濟降速。待3月份越南盾貶值苗頭已成，越南竟然“自殺般”地連續擴大了對美元的匯率浮動區間，并指令央行托市購買不斷涌入的美元，從而令流動性暴增。泛濫的流動性讓越南股市市值從10億美元暴增到150億美元，胡志明市的房價居然飆升到5600美元/平方米，這都給了熱錢足夠的獲利退出空間。在5月份最后一個交易周，一向以“遵守國際規則”自居的越南政府又寫下了最后一個敗筆，其在目睹股市連續16天下跌后竟以“技術問題”為由宣布休市3天，卻全然不懂這么干只會令國際資本加緊火速撤離，終至不可收拾的局面。
　　不難看出，越南的“開放”姿態恍若向全球投機資本公開樹了一個“靶心”，坐等熱錢攻擊。此外，我們還必須更深層次地觀察到，越南的危機和當年的亞洲整體危機也不是沒有共性，那就是“華盛頓共識”體系內全球外貿產業鏈的“雁行模式”所帶來的“合成謬誤”及“市場原教旨主義”。
　　回望10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以日本為“頭雁”、以“四小龍”為“主干”、以其他亞洲外向型經濟體為“雁尾”而形成的制造業外貿加工體系，與今天的中印在前、越南等經濟體在后的供應鏈模式十分相像，這些供應鏈的盡頭均為美國，資金來源也直指美元。而這種模式的脆弱之處在于：首先，一個國家擴大出口能獲益，但許多國家都增加出口只會導致價格的崩潰，這就是“合成謬誤”；其次，這些供應鏈上的經濟體必然會面臨匯率和利率問題，而投資于這些經濟體的美元一旦收益率下降或者大本營出事（如當前的次貸危機），必然會迅速撤離拋下一堆空殼；最后，兩次危機都是從率先放開資本管制的國家開始，這不是偶然，“市場原教旨主義”追求盡早開放金融部門，這固然可以提高金融效率，但也必然大大削弱金融防火墻。
　　綜上所述，“越南危機”的教訓十分深刻，我們在未來相當長的階段內仍將處于國際分工合作的“雁陣”之中，在分享經濟成就的同時也必須警醒兩次危機的共性，避免經濟大起大落。尤其是在中國遭遇水災和地震的連續襲擊，國內通脹壓力又較大的同時，央行堅持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既是應該的也是必需的，資本市場完全沒有必要為此感到恐慌。此外，我們也必須堅持市場經濟改革的大方向毫不動搖，假如因危機懷疑市場化路徑本身，則很可能將面臨比危機還艱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