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一個經濟體的宏觀動態形勢，GDP指標無疑還是當前最有用、最科學、最全面的統計指標，為各國家組織和各國所普遍采用。不論是制訂動態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還是制訂長遠的發展規劃，人們都需要以GDP數據為依據，因此中國不僅要繼續進行GDP統計，還要進一步完善這種統計，特別是要少造假。但是，筆者認為，GDP指標的真正意義在于為中國政府的宏觀決策部門和經濟活動單位提供決策參考，不應該成為地方政府孜孜以求的工作目標，更不能當作政績考核的主要指標。
　　由于歷史的原因和現實的需要，黨領導下的各級政府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事業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在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后，在組織經濟建設方面的成敗，GDP當然應該是考核各級政府政績的主要指標。但是在今天的條件下，僅僅以GDP作為衡量政府在經濟建設方面政績的指標顯然不合適了，甚至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許多弊病的根源。為此，近年來不少政界、學界的有識之士提倡采用新的統計指標考察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
　　目前人們談論最多的是設立綠色GDP指標問題。所謂綠色GDP，是從現行統計的GDP中，扣除由于環境污染、自然資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數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經濟損失成本，從而得出真實的國民財富總量，體現經濟增長與自然保護和諧統一的程度，是表達和反映可持續發展觀的思想和要求。
　　也有論者提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由健康、教育和人均國民收入三個分指數的算術平均值組成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對綜合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綜合發展水平的指標更有意義。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最近一次當地黨委的會議上指出，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數不僅取決于經濟總量和人均經濟量，還取決于這個地方的自然環境、居住條件、安全狀況、人際關系，以及市民氣質、精神狀態、主人翁感覺等，甚至一些很具體的指標，比如塞車不塞車，樹種的好壞等等，都可能有所影響。
　　上述這些觀點對于設立全面、科學地考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狀況，考察各級政府工作成績的指標體系都很有價值。實際上，我國的統計部門早已和有關國際組織合作，探索建立既符合中國國情、又符合國際慣例的統計制度、體系和方法。當然，在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經濟社會發展差異巨大的中國，要建立設計一套這種統計指標體系的艱難程度不言而喻，需要社會學、經濟學和統計學等領域中的人士繼續進行艱苦的理論探討和實踐探索。
　　1946年，庫茲尼茨首次提出了GNP(GDP的前身)概念，并使其成為衡量美國經濟狀況的新標準，他因此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筆者認為，中國一旦建立起切實可行，能夠量化計算的，用以考核、激勵各級政府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做好社會發展、經濟建設工作的統計指標系統，在經濟理論史上的貢獻絕不輸于庫茲尼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