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房租上漲問題，“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安排，其下屬房地產經紀人學會負責實施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房租暴漲原因調查工作已經結束，近日形成了初步調研報告并上交給了住建部。報告認為‘北上廣深’四城市的房租上漲幅度并不嚴重。房租上漲，除了季節性因素外，部分中介做“二房東”，推高房租或勸說房主抬高房租，是主要城市房租上漲的主要因素。”（7月7日《21世紀經濟報道》）

　　住建部報告的觀點是：房租漲幅不大，是中介炒作推動房租上漲。而7月8日《東方早報》發表房地產業內人士凌嘉琪的《房租高漲，板子打在中介身上欠妥》，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不認為中介機構造成了房租上漲。房產中介的立場，決定了他們既沒有這樣的能量，也沒有這樣的動機來助推房租。”
　　來自官方和業內人士的觀點雖然相悖，但都是圍繞房產中介，看似有的放矢，其實是舍本求末。針對房租漲價拿房產中介來說事，貌似冤有頭債有主，但房產中介作為一種交易的中間角色，在買賣或租賃雙方都想維護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它的作用是有限的，即便抬高或壓低了成交價，也是在委托雙方接受的情況下達成的，沒有是否合理的絕對界限。只有在不成交的情況下，才是交易條件的不對稱——那也是交易雙方的事。（請性急的朋友且慢砸磚）我說這些并不是說房產中介不存在無良動機和起到哄抬的作用。但中介不是社會管理機構，它有逐利的本性，相對高的成交價必定對它有利。問題在于，它的“教唆”“推動”作用要經得起委托雙方的衡量，也就是說要得到供需雙方的認可，它沒有強制哪一方必須接受的權力。那么，我們即使找到了房產中介這個“罪魁禍首”，又如何懲罰它？因為房租的高低不是由中介說了算的。
　　按照住建部的說法，“部分中介做‘二房東’，推高房租或勸說房主抬高房租”，且不說房產中介有沒有做“二房東”的資質，就算有，就算他們存在“推高房租或勸說房主抬高房租”的做法，但住建部怎么沒有把話說下去？告訴人們被推高的房租或勸說房主抬高的房租怎么會有市場？如果沒有市場，中介不是在自尋死路嗎？作為住建部，無視房地產市場早已失控的秩序，回避住房難的根本問題，片面強調房產中介的作用，莫非要讓房產中介成為解決高房價引起的住房難問題的福利機構？這不要說中介的職能，就是它的能力也是無從談起的。
　　如果按照房地產業內人士凌嘉琪的觀點：“房產中介的立場，決定了他們既沒有這樣的能量，也沒有這樣的動機來助推房租。”這也是違背事實的。筆者以為，房產中介既有助推房租的“動機”，也有“能量”。動機自不必說，只要有可能，誰會有利不圖？至于“能量”，實際上是借勢發力，而且是兩頭借勢。首先高房價暫時打消了一部分人的購房念頭，勢必把租房作為過渡手段，這樣就擴大了租房市場的需求。但也有人提出，租房的人難道之前都是露天的？這就是要說的另一頭——人為炒作。要炒作必然先囤積，我在《房租漲價：禍根不除必有惡果》一文中說過：“都知道房產市場中的投機炒作是高房價的一個原因，而且作為市場行為到現在得不到有效制止，那么，這種投機炒作怎么就不會出現在租房市場里？消費市場可以從買房轉向租房，市場行為就不能跟進么？如果房價還是居高不下，而房租卻保持相對低廉，誰能遏制因此產生‘二房東’‘三房東’？如果能遏制，應該早在購房市場下手了。”這批“二房東”“三房東”如果中介不能做，房東也會做的。這就必然會形成一個脫離真正需求的市場價格，而把真正需求的群體逼入維谷。而讓人擔心的是我在《房租如果是“綠豆”，問題就簡單了》一文中提到的“如果在租房市場存在購房市場一樣的炒作‘黑手’，其投入資金更少，參與的人就更多，高價同盟就更大更穩固。”而這一切都是購房市場帶來的后果，并因此培養了一大批“投資客”。所以說，對高房價束手無策或雖有對策卻收效甚微，卻拿房產中介來問責，真的是舍本求末了，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所謂想找出房租上漲的癥結，到最后還是一個購房市場的翻版，這個難題就是畸形的房地產市場延伸出來的，早已是社會難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