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美國經濟基本面修復，很有可能冷落G20，或者通過分化“金磚四國”陣營，最終確立其主導作用。因此，G20要展現出比G8更旺盛的生命力，進而成為求解全球關鍵經濟議題答案并協調主要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度性平臺，有關主體應盡快建立起溝通和整合各國經濟主張的實質性機構，對全球經濟情勢及時提出前瞻性對策，并切實提高峰會宣言的執行力。

　　盡管仍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會議發表的多倫多宣言在反對貿易保護、推進商業和投資方面也達成了共識，各國也表示要采取有效措施確保和強化經濟復蘇進程，但與前年11月份華盛頓峰會召開時所承載的期待相比，本次G20峰會顯然遜色不少。姑且不論峰會期間隨處可見的不和諧給G20后續發展投下的陰影，就是在關乎各國共同關注的經濟復蘇方面，“立即增長”和“立即緊縮”陣營的分歧恐怕也是一時難以彌合。峰會可以發表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宣言，但誰都知道，這個宣言的約束力是要打個問號的。因此，本次峰會留給G20之外國家的印象是：占據世界經濟最主要份額的與會經濟體，在關乎全球經濟下一步走向的重大問題上，并未做好協調一致的必要準備。
　　筆者認為，G20要展現出比G8更旺盛的生命力，進而成為求解全球關鍵經濟議題答案并協調主要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度性平臺，端賴于有關參與主體盡快繪出擴大G20行為空間的路線圖。
　　被譽為富國俱樂部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G7），曾在上世紀的后二十年里扮演著全球經濟治理的關鍵性角色。發達國家在這個框架里除了指點世界經濟發展，控制世界經濟話語權之外，還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和制度優越感。那段時期，美歐和日本的經濟政策走向，就是他國的風向標。而G7那時也的確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但因為G7成員國沒有在世界責任和權力分享之間找到均衡點，尤其隨著“金磚四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以及在全球經濟增長中扮演著積極而重要的角色，越來越有點不思進取的G7，漸漸蛻化為沒有太多存在意義的空談場所。
　　理所當然，盡管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都對G20抱有很大期望，冀望其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角色，并積極謀劃打造G20建設性機制。但橫亙在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面前的一個巨大瓶頸是：在既有國際經濟秩序主導國至少暫時不愿對全球經濟治理進行根本性改革的情況下，G20很難發揮實質性領導作用。今天，盡管西方已默認世界經濟力量正在向東方轉移的事實，并樂意看到中國成為國際經濟體制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但他們還是希望把中國納入由其主導的國際組織和國際論壇中，絕不會輕易允許中國挑戰既有國際經濟準則。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缺乏國際貨幣本位幣等必要的力量杠桿，在國際金融秩序改革時間窗口到來時，有力使不上。其結果，在最近幾次峰會上，盡管中國備受東道國禮遇，也稍微擴大了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話語權，但中國的力量成長與話語權加大遠未達到可以平衡發達國家影響的程度。
　　還是英國《金融時報》說得精辟，對富裕國家來說，坦然承認地緣政治意義，和為肆意揮霍付出國內代價一樣痛苦。不過，筆者仍然相信，“富人俱樂部”自我割肉固然痛苦，但兩種力量的平衡之勢看來不可逆轉。如今，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應當思考的是：如何在新舊力量加速洗牌過程中，既要適度兼顧發達國家利益，又要在提升自身話語權過程中，將G20打造為促進國際經濟合作和全球經濟治理的關鍵性角色。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最不愿看到的情況可能是：當美歐和日本經濟企穩回升，并通過發動新產業革命再度構筑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優勢，G20于是遭到冷落，甚至成了曇花一現的工具。因為G20峰會本身是金融危機的催生物，在危機年代是美歐倚重的救市機制，其在過去三屆所發揮的作用之所以舉世矚目，是因為它既能覆蓋G8的功能，又增添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元素，因而在全球協調機制中能夠擁有更大的行為空間。現在，全球經濟已初步走出谷底，美國正集中精力恢復經濟增長，并千方百計通過切割中國利益來擴大美國出口。筆者預計，一旦美國經濟基本面得到修復，作為戰略高手的美國或者選擇冷落G20，或者在與中國分享部分領導權的同時，通過分化“金磚四國”陣營，最終確立在G20中的主導作用。
　　因此，中國既要看到目前面臨的有利形勢，又要對可能遭遇的阻力保持高度的清醒。為今之計，是要抓住美歐等國暫時有求于我們的難得時機，熟練使用經濟與外交手段，與其他成員國一道，盡快繪出擴大G20行為空間的路線圖。從目前情況來看，今年11月的韓國峰會也許仍難取得太多實質性成果。中國應當籌謀在明年的法國峰會或者在后年的墨西哥峰會上，與主要國家一道，推出加強G20運作機制的具體方案。尤其是要積極推動建立溝通和整合各國經濟主張的實質性機構，及時對變化中的全球經濟情勢提出前瞻性對策，并拿出可監測的行動方案，以期切實提高峰會宣言的執行力。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東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