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G20財長和央行行長釜山會議開幕前夕，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發表講話稱，各國央行在收緊政策時不能過急或過慢，而應根據“本土因素”選擇加息和退市的時機。這種態度顯然與美國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呼吁各國保持貨幣政策同步的積極表現形成了鮮明反差。對于美國而言，全球貨幣政策要同步還是不同步，完全取決于其“此一時、彼一時”的投機需要。
　　素有“末日博士”之稱的魯比尼解釋說，盡管全球的寬松貨幣政策是同步的，但恢復緊縮并不需要同步。應當說，這種觀點聽上去有一定道理：
　　其一，當前全球經濟復蘇不同步是一個客觀事實，而貨幣政策表現出來的差異性正是全球經濟復蘇不同步的自然反映。正當歐洲還在為債務危機從希臘蔓延到南歐和東歐而焦頭爛額之際，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卻深受國內資產泡沫的困擾；至于印度，更是一條腿已踏入了通脹泥潭。因此，是加息、降息還是維持利率水平不變，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國央行對本國經濟形勢的評估。
　　其二，各國貨幣政策的目標或制度不一致，客觀上也使貨幣政策轉向有先有后。在退出問題上態度積極的新西蘭、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央行奉行的是嚴格通脹目標制。反觀宣稱實行“隱性通脹目標制”的美國，并不存在這種壓力，相反失業率過高使其遭受政府和國會的雙重壓力。
　　其三，從理論上講，央行在探討做出關鍵政策決定時，應盡可能地擺脫來自政治層面的壓力和干擾，以確保政策制定的獨立性。而國際貨幣政策協調通常被視為大國間政治合作的產物，某種程度上存在央行獨立性被侵蝕的可能。
　　但另一方面，隨著各國經濟聯系更為密切，一國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也越來越大。如果無視這一事實，否認貨幣政策協調的必要性，勢必為今后全球經濟埋下更大隱患：
　　首先，經驗表明，貨幣政策不同步是國際市場匯率動蕩的重要根源。一方面，加息推動本幣升值，降息促使本幣貶值，各國加息、降息的錯位必然放大匯率波動性，為規避風險，國際資本紛紛涌入大宗商品市場，而這又將推高原油、黃金等大宗商品價格；另一方面，匯率還直接影響各國產品出口競爭力，使得貨幣政策方面的分歧最終演化成貿易領域的摩擦和沖突。
　　其次，美聯儲長期固守零利率，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元套利交易盛行：熱錢瘋狂流入高息國家套利，加劇相關國家資產的泡沫和通脹壓力；而等到美聯儲加息或美元匯率走強時，大量熱錢的突然撤退又會導致相關國家泡沫破滅、經濟出現“硬著陸”。
　　最后，這一現象折射出一個最為本質的問題：各國對于當前形勢，特別是對于歐洲債務危機的前景、全球經濟是否會出現二次探底風險缺乏一個基本共識。
　　在已經結束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盡管與會方都對歐洲債務危機問題深表關切，但各方對于歐洲債務危機的潛在影響存在分歧。低估歐洲債務危機風險、過早拋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或許正為下一次危機的全面爆發埋下了導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