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各地立法機關紛紛出臺各類網絡信息管理地方性法規，盡管法規起草部門一再表示，這些條款主要是為保護當事人個人隱私，并不是“針對‘人肉搜索’”。但是一些專家卻認為，類似的條文其實就是試圖在控制“人肉搜索”上取得突破。
　　規范網絡，我們深表贊同，但公眾對規范網絡的理解卻往往相反。無論是打擊網絡色情，還是禁止人肉搜索，抑或網絡實名制，公眾通常都擔心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少地方針對人肉搜索立法，美其名曰規范，但重點卻放在禁止上。
　　反思徐州、杭州兩地的網絡立法，不難看出當地官員對網絡的焦慮。這種焦慮，有來自對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憂慮，有對網絡信息安全、個人隱私、名譽的擔心，也有對網絡監督邊界問題的憂慮。其實無論出于哪個原因，都反映出不少官員對互聯網的不適應。不適應并非官員獨有，公眾也有，不少家長對打擊網絡低俗之風的強烈呼吁，即是明證。
　　以禁止、干預的手段治理網絡，顯然是矯枉過正。這種一刀切的方式，不僅是對網絡自由的傷害，更是對公民表達權利的不尊重，難免被認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ヂ摼W在中國其實也不新了，發展至今十年有余，官員的焦慮和不適應，有必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公眾的焦慮，不亞于官員的焦慮，這種焦慮是出于對信息自由的擔憂，是對權利受限的焦慮。
　　網絡當然并不因此就不需要規范，暴力、色情、賭博、賣淫、侵犯隱私、誹謗……每一樣都需要治理。但必須深刻認識的是，這些問題不僅網絡上有，現實中一直就有。網絡不過是一種技術，通過這門技術建立起一個新的“社會形態”，或者說是現實社會的一部分。現實中有暴力有色情，網絡上當然也有。對待色情暴力，我們其實早有態度和方式應對；同樣，現實中有對官員的不滿，網絡上也有，只不過網絡的開放和自由，讓官員感受到切實的輿論壓力。
　　所以，如何面對網絡，其實是如何面對真實的社會；如何規范網絡，其實是如何治理社會。當然，這個世界上不少地方，在網絡出現前，公民已經有了充分表達的可能，網絡不過是換了個介質，言論自由并沒有質的飛躍；但在中國，網絡的開放性，讓公眾多了一個表達渠道，并呈爆發式釋放。
　　這或許才是官員們急不可耐要規范網絡的根源。在現有的體制下，某些官員擁有強烈的“安全感”，但網絡的出現，既讓他們感受到網絡的難以掌控，又讓他們不得不面對大量的現實和尖銳的言論。以至于他們要時時刻刻面對可能的監督，周久耕“天價煙”事件即是典型。
　　開放性是網絡的根本性質，針對網絡的開放性，是順應還是禁止？這是個問題。中國的網絡不可能從國際互聯網中割裂出來，網絡秩序的建立，也絕非簡單的禁止，一個開放的社會，首先在于直面現實。與其去做一個沒有共識，普遍反對的事情，不如把這個精力用到尋找制度反腐上去。在此之后，無論怎樣依法規范網絡，都會獲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