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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總工會的負責人最近透露，中國工資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已連續22年下降，言下之意是必須提高勞動者的工資水平。而財政部有關研究人員則反駁說，此種說法是誤解，中國工資性收入占GDP的比重與發達國家相當，且高于“金磚四國”的平均水平，暫時沒有提高的空間。
從收入角度統計GDP，是很復雜的技術問題。理論上，按照收入法統計，GDP包括勞動者報酬、租金和凈利息收入、企業利潤、政府的間接稅以及折舊。其中勞動者報酬，包括勞動者工資、來自政府的各種補貼（減去個人需要交納的所得稅）。在美國，雇員獲得的這部分收入，還包括社會保障工薪稅和養老基金。其他各項，也都有各自的內容。所以，GDP中最后有多少是工資性收入，沒有專門的統計，難以得出可靠的結論，說連續下降，可能符合人們的感覺，但卻不一定準確。同樣，中國的勞動者收入占GDP的比重與美國等國家相當，也值得懷疑，因為美國的這一比例大約是60％，中國的這一比例從現有的資料看，遠遠沒有達到。當然，說這一比例只有20%至30％，也有低估之嫌。我們需要看到權威的統計，才能得出結論。
提高居民收入，以增加消費，把拉動經濟增長的力量，從投資，特別是政府投資，轉到居民消費，把經濟增長建立在更穩妥的基礎上，是中國經濟需要完成的結構性轉變的重要方面。在這個意義上，提高勞動者收入，增加工資，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單是主張提高工資，卻是把問題簡單化，甚至模糊了問題的性質了。
需要弄清楚，政府的收入或者居民的總體稅負是否適當。因為政府收入與居民收入是此消彼長的，在總收入一定時，提高居民收入，包括工資收入，就要降低稅負。一個流行的說法是，發達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不低于50％，而中國則遠低于這一水平。但是，中國和發達國家財政收入的統計口徑很不一樣，中國的財政收入僅僅指預算內收入，而人家則包括所有的政府收入，按照國際可比口徑，中國的政府收入，除了預算收入，還有數量與預算內收入相當的預算外收入，以及預算外的預算外收入，即各種收費、基金、罰款等，這樣，中國的財政收入，早超過了50％。而且，發達國家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很少有長期達到50％的。無論何種標準，中國的稅負都屬于高水平，確實有降低的必要。
即使我們假定，中國總的工資水平不低于國際平均水平，也就是工資總額沒有出現連續多年下降，國和民的收入比例大體合理，也還須考慮工資報酬的所有者結構問題。有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當前的居民收入差距已達0.47，接近社會忍耐的極限。即便不降低總體稅負，也需要遏制收入差距過大的趨勢。比如，壟斷行業的工資水平過高，是造成全社會收入差距過大的核心因素，也與國企和央企存在的宗旨相背離。所以，并不是所有人的工資都低，都需要提高，而是應有漲有落。
不能一概反對稅負高，如果稅負雖然高，但是，通過財政支出，稅收能夠惠及低收入者，就可以抑制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中國的稅收以間接稅為主，個人所得稅規模有限，也就是說，中國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普通收入階層，特別是工薪階層。但因為支出結構不合理，諸如行政管理費支出過高，而社會保障支出卻過低，作為納稅主體的勞動者，沒有獲得相應的補償。財政支出不僅沒能縮小收入差距，反而助長了這個趨勢，這也與公共財政的目標相悖。
所以，不能籠統說，工資性收入低，這不是問題的所在，真正的問題是結構。工資與GDP一樣，也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籠統說工資收入下降，是遮蔽了工資不均的本質。
如何提高低收入勞動者的工資收入？目前的流行說法是，讓工人參與工資決定過程，不再由雇主一方說了算。這當然是有道理的，這也許是今后的一個方向。但是，至少目前看，沒有可能性。國外的經驗是，工人是分散的，不可能，也沒有能力與雇主討價還價，代表工人談判工資的，是工會。美國三大汽車公司，競爭力下降，根本原因是人工成本過高，但是，真要降低，卻困難重重，因為背后有行業工會的談判力量。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工會顯然還沒有準備好在新歷史條件下的角色與擔當。
以筆者之見，首先，我們需要權威的統計數據，弄清各行業和地區的勞動者工資水平，究竟如何，這個工資，并非職工工資條上所列的收入，而是包括各種單位福利。其次，壟斷行業的工資，并不是由勞動力市場決定，沒有反映員工的貢獻和人力資本的真實水平，壟斷行業有通過行政手段，整體減薪的必要。最后，老調重彈，讓普惠型的社會保障體系，加緊覆蓋到全體勞動者。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政府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