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該如何救助大型金融機構，是全球性金融危機之后各國政府和金融業自身都在思考的問題。
　　鑒于若干大型機構過度承擔風險，危及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并將實體經濟拖入衰退邊緣，政府以“大而不倒”為由傾注大量納稅人資金救助這些機構，金融業冒險由納稅人“買單”，招致了納稅人很大的爭議。因此，今年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對大型金融機構征稅計劃，希望以此以彌補納稅人的損失。隨后英、法、德等歐盟國家也呼吁對銀行業征稅，建立基金以救助出現危機的金融機構。而在上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議二十國集團征收“金融穩定貢獻金”(F S C) 和“金融活動稅”(FAT)，用于支付未來任何政府救助計劃的費用。但基于銀行稅征收展開的討論未能達成一致結果，目前，銀行體系在金融危機中受沖擊較小的加拿大、日本、瑞士和澳大利亞反對征收銀行稅的提議。
　　向銀行征稅，不一定能夠馬上談出一個結果，但從長期來看恐怕已是一種趨勢。因為政府對銀行業的救助在特殊的時候的確是有用的，但這種政府救助或政府對金融業直接的管理和調控，不僅增大了政府財政壓力，限制了政策的導向性，同時損害納稅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會鼓勵“大而不倒”的機構更傾向于過度承擔風險：大型機構不是因為具有競爭力，而是由于其具有的特殊地位而獲得高收益。在這種扭曲的激勵機制下，風險收益由高管層獲得，損失則由公眾來承擔。“大而不倒”的機構靠著政府救助的“隱形保險”更容易獲得存款人和債權人的資金，市場傾向給予更高評級，降低了這些機構的融資成本，獲得了相對于其他機構的不正當競爭優勢(310368,基金吧)，從而降低了宏觀層面資源配置效率，不利于金融系統的穩定性。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在開始讓銀行業實行自律、“自掏腰包”是個積極的進步，因為這意味著政府可以從過去一旦出現金融危機就不得不救助銀行的被動局面擺脫出來，有利于政府更加明確自身職能、減輕壓力、提高運作效率，還能有效化解政府救助的“隱形保險”所帶來的道德風險問題。當然，這些都是建立在宏觀經濟形勢穩定、微觀經濟主體有效競爭，同時監管到位的環境制度前提下的。而且應該看到，對于各國來說，銀行業是金融體系的一個重要支柱，如果開征銀行稅，短期看會提高成本、損害銀行的利潤，容易造成銀行競爭力下降，降低金融體系的效率，特別是銀行主導型的國家影響更大，實體經濟的發展也會受到限制，因此，征收銀行稅，必須要考慮到銀行的承受能力。政府與銀行之間有了分歧，雙方的博弈短期內也不容易完成，或許還將導致銀行業尋求各種途徑將此成本直接或間接轉嫁給納稅人，那就有違彌補納稅人損失、金融業為冒險“自掏腰包”這一征收銀行稅的初衷了。
　　銀行稅的制定有相當復雜的程序，而且一旦開征銀行稅，對各國政府間的協作能力是個考驗，如果無法做到在全球范圍內協同行動，將可能造成巨大扭曲。另外，還需要考慮幾個重要問題。如果是建立保險基金以救助未來陷入危機的金融機構，那基金由誰來管理？如果是交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么各國家之間比例如何確定、危機出現后如何分配“援助金”？另外，征稅由誰來用，如何使用。如果是建立各國基金，那投資范圍該如何界定。如果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用，那么到底是用于各國央行的監管還是用于自身的運營？還有，由于銀行稅很可能會增加金融機構冒險行為的風險，其結果只是“買單”的錢從納稅人的錢變為了整個金融機構整體繳納的錢，而沒有起到穩定金融系統的作用。因此，以什么為基礎、如何收費、計量金融活動風險就顯得尤為重要，而這些問題并不容易解決。可以預見，無論是銀行稅達成開征的統一意見，還是意見同意后的實施，每一步推進都會很艱難，所需時間不會短。
　　如果是在那些金融制度建設相對薄弱的國家開征銀行稅，那很容易加劇銀行業的風險。為此，除了要在確定銀行稅的具體細節上努力外，還應在完善金融制度和加強監管力度和水平上多下功夫。要控制道德風險，必須完善各項金融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銀行競爭中的作用，實現金融業的優勝劣汰。金融穩定不是所有的金融機構都安然無恙，而是所有的金融機構都必須在壓力之下規范和穩定地運作。為了治理道德風險，我們必須完善市場退出機制，讓經營狀況不好的金融機構淘汰出局。在開征銀行稅的同時，完善監管及資本控制及相關配套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