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張平認為，拉美和東亞的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路徑，對我們有啟示意義。
　　拉美國家的自然資源非常豐富，這些國家在人均達到3000美元進入中等國家收入階段后，都要面臨一個城市化道路的選擇問題。拉美選擇的是快速城市化。大概在人均3000-5000美元的時候，他們就實現了78%的城市化率，這個水平和最高收入的發達國家一樣高。他們僅用2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城市化。這個過程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人口漂移”，失地農民大量涌向城市，并直接形成了大規模的城市貧民窟。這群人是有投票權力的，這導致他們的城市擴張的同時大量涌入人口得到必要的城市福利，政府從選票的角度必須不斷追加給城市居民福利承諾和福利支出，形成了所謂民粹主義的經濟體系。
　　由于拉美多是資源大國，各種類型的政府都不斷提高福利水平，形成所謂拉美的“福利趕超”形象。這樣拉美國家的第一產業發展很快，由于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有聚集效應，他們的第三產業、服務業是高度發達的，但他們的制造業則長期停滯，非常弱。這是拉美的城市化道路選擇，這種選擇使得拉美國家進入到中等收入國家后，一直處于停滯，即世界銀行所稱之為的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東亞模式普遍采用的是集約化城市化模式，盡量壓低城市化的速度，一直盡力地保持制造業的競爭優勢。整個亞洲的基本情況是人多地少，資源匱乏，人多是優勢，制造業特征是具有全球的擴張性特征，它不同于傳統服務業是自我服務型的，只要有制造業競爭優勢，多少勞動力都能轉移到工業部門，它的市場是全球性的，不是內部的，這一點就決定了亞洲國家都要選擇制造業來轉移勞動力，中國也不例外。東亞奇跡的經濟結構特征基本上是制造業強，服務業弱，城市化率低，居民的福利水平低。直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東亞各國才建立起現代的福利社會保障體系，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家庭養老制，政府對福利支出都不多，比如香港1997年后才搞“強積金”，而其當時的城市化率基本上是100%了。 (據《南都網》2009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