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歐元繼續因為希臘主權債務問題受到打壓，國際金融市場的投機力量也常常利用希臘材料去尋求短線收益。所有這樣動蕩的表現，都會對長期投資布局和實體經濟的復蘇帶來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對“笨豬四國”中的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主權債券的信用下調之前，作為歐盟組織核心支柱的德國，好不容易最大限度地協調了國內外的反對聲音，出于地緣政治和區域經濟規模性的考慮，聯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發表了援助希臘的救助計劃，市場出現了可喜的反彈，收復了歐元弱勢的“失地”。可是好景不長，人們熟知的標準普爾等國際知名機構的信用下調的“機構判斷”一出現，立刻就把德國和IMF救助所帶來的利好消息沖擊得一文不值。從這個事實中，我們能感悟到今天歐元被希臘問題綁架的悲哀，也充分意識到美國金融機構“話語權”在危機中絲毫沒有減弱的態勢——它向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提出了莫大的挑戰。針對這些狀況，有幾個問題值得我們關注：
　　首先，超主權國家的援助計劃，有多大的效率能及時挽救希臘問題所帶來的流動性“擠兌”的行為？希臘因為國際資本的離去而完全失去了融資能力。在1994年墨西哥危機和1997年東南亞危機爆發的年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因為過于強調抑制道德風險的問題，讓已經無法接受改革沖擊的受害國，去進行比正常國家還要苛刻的經濟改革和宏觀經濟治理措施，這種做法不僅受到當事國極大的不滿，也受到了像美國和世界銀行這樣的首席經濟學家的嚴厲批判。
　　很多地區因為對IMF救助效率的不滿，而形成了本地區危機救助的“資金池”，比如，亞洲貨幣基金等。所以，這次德國為了尋求IMF的支援以說服國內反對力量的做法，自然給市場又蒙上了一層陰影。相反，美國金融風暴最厲害的關頭，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卻能力挽狂瀾，解決危機中金融機構最需要的流動性，以防止因為流動性的萎縮而造成市場進一步的動蕩，由此造成更加嚴重的惡性循環問題。所以，當市場一旦發現希臘問題嚴重化后，就立刻開始對缺乏效率的現有的救助計劃產生懷疑，從而造成歐元“自衛性”的離場結局。
　　其次，歐盟無法放棄盯住通脹目標單一貨幣機制這種 “固執”，又增添了市場對歐盟是否能夠及時投放歐元以幫助希臘等國共渡難關的堅定程度產生了懷疑。這樣問題拖延得越久，希臘問題就會變得越嚴重。而希臘問題一有風吹草動，市場就會自衛地向美元逃避，尋求資產價值穩定的避風港。于是，有人甚至認為，美國利用自己金融機構在全球的話語權優勢，來達到削弱自己競爭對手的目的，以此保證美國高債務結構不至于因為被害怕美元大幅貶值的資本流出現象所拖垮。如果真是這種“陰謀論”存在，那么，當美國沒有完全擺脫金融危機的困擾，回到修復“雙赤字”（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所需要的經濟增長的軌道上時，歐元的動蕩就會因為像希臘這樣累贅的國家問題的不斷出現，和市場形成的“美元保衛戰”而變得撲朔迷離。
　　第三，信用評級的權威性雖然一直受到歐盟等國的質疑，但是，當今天歐盟體系自身的缺陷（政治的聯合目標讓經濟同步發展的模式承擔了巨大的代價）無法加以解決的前提下，當歐美監管部門無法清算在美國“次貸危機”中，這些信用評級機構上演的一出出包裝衍生品的道德風險鬧劇的情況下，當歐洲信用評級機構沒有品牌和業務上的比較優勢時，市場寧可保守地去相信美國這些信用評級公司的判斷，也不會聽從歐洲和希臘等國當事人“叫屈”的吶喊。甚至美國政府會意識到這是維護國家利益，提升國際競爭力所不能放棄的“法寶”，所以，美國政府是沒有動力去“迎合”歐洲或其他國家從心底深處所噴發出來的對這些信用評級機構火上加油做法的強烈不滿。
　　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美元主宰國際貨幣體系的危害性，但我們也應該去反思一下，為什么在化解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對已經變得脆弱的國際金融市場造成莫大傷害問題時，美國信用評級公司卻不斷下調這些問題國家的信用級別？這種做法對想極力化解希臘問題負面影響而啟動的外部救助計劃有什么實質性幫助？
　　我認為，今天除了要改革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之外，還要聯合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和國際上各種監管部門，來控制和抑制已經暴露出問題的美國信用評級機構的“話語權”，至少要責成他們加入未來在受到救助后經濟基本面好轉的客觀分析，而不能讓他們只利用現在希臘等國已經陷入的惡劣狀況，來刻意炒作和放大其未來負面影響的做法，以達到他們的“利益集團”借此機會獲得“暴利”的不良動機。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