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的問題不是出在監管上，而是出在制度上。
　　當中國內地引入香港的預售制度時，并不知道香港對預售有大量的制度監管。如香港沒有預售證管理制度，但特區政府會根據市場的供求情況調整竣工日期；如開發商銷售之后必須在六個月、十二個月或十八個月內交付竣工。關住了預售之后的后門時間，如果銷售后開發商不能在合同約定的時間竣工交樓，則業主可以憑合同起訴開發商并獲得巨額的賠償損失。這樣一來開發商又怎么敢在開始銷售時中途捂盤呢？又怎么敢囤積房源、哄抬房價呢？因為一旦開盤有個第一個買家就有了所有買家的竣工時間，當市場供給緊張時，政府也許就給幾個月的竣工時間，而這幾個月內不管是否已經銷售完都要保證入住，同時沒有銷售就只能靠開發商的自有資金支撐全部的建設費用(或非個貸的銀行開發貸款)，這無疑會增加開發商的成本與資金壓力，也同時解決了捂盤的問題和公民監督的問題。
　　香港的預售制度同時還有對個貸的監管和質量進度的監管，這種監管不是政府的行為而是律師、銀行與專業測量師的行為。銀行的個貸必須在測量師的認證下根據工程進度與質量支付給建設單位(建筑商)或者由開發企業向建筑商付款之后到銀行支取。這樣就防止了開發商的挪用、轉移資金，也防止了對建筑商的工程款拖欠，防止了建筑物的爛尾等等問題。這種由官監管轉為由民監管遠遠比現行的整頓、清理的運動式力度要大得多了，自然也就不用花納稅人的錢，也就不會有腐敗了。同樣也就少了許多的違規違法行為，因為一旦出現違規違法不用政府去定性自然有民眾或相應的機構去打官司了，違法違規都有法院裁定或處罰。當民可以告官時，又有哪個開發商敢去違法違規呢？一個官司下來一兩年的時間，開發商賠得起時間、賠得起錢嗎？
　　當我國內地引入香港的土地招拍掛出讓方式時，卻忽略了香港有兩種土地在向市場提供供給。當政府出讓的土地價格過高時，開發商可以向私有土地進行收購，于是兩種不同的性質的土地就可以彌補供給不足和平抑價格了。但中國內地的土地是一個源頭壟斷的，因此才有了黑箱操作的空間。這不是監管的問題，而是制度本身存在的詬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