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價房、豪宅征收特別消費稅，早在幾年之前就有不少學者和人大代表提出。然而，高價房越來越多，市場越來越扭曲，卻一直不見住房消費稅出臺。對此，2006年財政部的解釋是：一是不在消費稅征稅范圍之列，可用其他稅種調節高檔住房稅收；二是操作性上存在問題；三是考慮對相關產業和消費需求有影響。這樣的解釋曾遭遇輿論質疑。
　　回頭來看，如果早幾年對高價房征收消費稅，或許能控制高價房數量，適當抑制瘋狂房價和“地王”。遺憾的是，從相關部委到地方政府均沒有就此問題達成共識，所以，開發商因獲利空間大而熱衷于高價房、大戶型房，中國樓市也成了有錢人與投資投機者的天堂。稅收作為調控經濟與調節分配的重要手段，在樓市并沒有發揮出應有作用。
　　有人或許會認為，一套房已經征收了60多種稅費，不能再增加稅費了。但我以為，房地產稅費該減免的減免，但該增加的還要增加。向高價房征收消費稅，不但能從供應端調控樓市，還可以從需求端調控樓市；不僅可以調整住房供應結構，增加中低價位、中小戶型的住房供應，而且可以引導消費，去房價泡沫，有利于社會公平。
　　重慶率先向高價房宣戰值得肯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一舉措比一些“國11條地方版”更值得關注。如何讓這樣的積極舉措發揮出應有的調控作用，我以為應從三個方面來討論這個問題，不僅要討論住房消費稅如何征收，還要討論如何使用等問題。另外，出臺這一舉措不應繞開民意。
  　首先，高價房要增稅，中低價房要減稅。既然向高價房征收消費稅是為了遏制高房價，就不能僅僅是增稅，還要減說，否則，政府就背上了斂財的名聲。據統計，我國現階段涉及房地產的稅種有12項之多，涉及房地產的收費多達50項，共計62項。這62項稅費基本都轉嫁到買房人身上了。我以為，向高價房征收消費稅的同時，還應該把綁在中低價房身上的一些不合理稅費減免掉，這樣，稅收既能“抑高”又能“扶低”，可起到綜合調控的作用。
　　其次，如何確定“高價房”很關鍵。怎么判斷“高價房”？黃奇帆舉例子說，比如一個人買了5套或10套房，通過炒房牟利；或者其所購買的房子是超過200平方米的大戶型，其價格超過普通房價的3倍、5倍，甚至10倍；如果中端房的價格為每平方米5000元，你購買的房子價格卻達到每平方米1.5萬元。也就是說，從套數、面積、總價來確定“高價房”。在我看來，除此之外，還要綜合考慮地段等因素，不同地段高價房的標準顯然是不一樣的。而且，高價房越“豪華”，稅費也應該越高。
　　再者，住房消費稅應該“內循環”。所謂“內循環”，是說收上來的住房消費稅要“取之于房用之于房”。目前，保障性住房建設最大的問題是資金匱乏，如果把住房消費稅用于保障房建設，應該可以部分緩解資金匱乏的問題，有利于解決中低收入者住房。我們要意識到，保障性住房不足也是高價房的“功勞”，高價房有必要“還賬”。
　　當然，如果房價穩定在合理水平，物業稅正常化了，顯然住房消費稅就可停止征收了。因為這一稅種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征收物業稅更有深遠意義。我以為，既然高價房、豪宅已成為全國現象，向高價房征收消費稅理應成為全國性共識——要么財政部統一制定住房消費稅相關政策，要么各地政府像重慶一樣主動向高價房宣戰。
　　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地方稅種，重慶住宅消費稅理應納入地方立法，并征求民意；這一稅種也只是求解高房價的其中一味配藥，還不是治本之藥。
　  眾所周知，重慶相比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房價并不高。重慶之所以開出這味藥，目的就是抑制房價過快上漲，但是，如果向高價房征收消費稅，逼著高收入者轉向中端房市場，從而推高房價，那將是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