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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觀層面,需要降低居民的宏觀稅負水平；在微觀層面,需要約束掌握公權力的人權錢交易的機會和頻率。
今年流行的關鍵詞是“收入分配調整”。但是,一會兒說要改變目前初次分配中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少的局面,一會兒說整體思路大體上可以概括為“提低、擴中、調高”,即: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并且通過財稅政策對高收入群體進行二次調節。這些調整思路,總體都是“分蛋糕”的思路,筆者認為,適宜的思路是:要先搞清楚收入分布目前到底處于什么狀態；其次要搞清楚導致這個狀態的制度性原因,最后就是針對制度癥結進行改善,目標不是反對“分”的合理,而是重點在于如何將蛋糕做得更大。
全國兩會期間,九三學社提交的提案認為,勞動者報酬比例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10%左右的家庭占有了45%的城鎮居民總財產。這種格局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當外需變“外虛”時,內需也已是“內虛”,同樣指望不上。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那么誰的收入比重上升呢?我認為應該是政府的收入比重上升。稅收增長的比率:2003年達到17.1%,2004年為17.7%,2005年為18.4%,2006年為19.0%,2007年增長31.4%,2008年增長18.8%,2009年增長9.1%。除了稅收以外,各級政府機構還有非稅收入。去年地方政府賣地收入達到1.4萬億。這在總體上形成了明顯的國富民窮的格局,也是導致我國宏觀稅負水平世界第二格局的原因。其次,官員的“灰色收入”大幅度上升。比如被迫公示財產的文強,在水池低下暗藏幾千萬現金。這類貪官所貪之財,即不敢公然消費,也無需進行投資,不形成對商品的需求和對投資的需求。正是因為稅負水平太高,導致不堪重負的企業只好壓縮工資性開支。美國政府財政開支的73%用于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公共產品,行政開支只占10%,而我國政府開支只有25.5%用于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文教和科研事業,行政開支卻占了38%,養著大量的冗員。這才是導致窮人難以分享GDP的因素。
分配制度本質上就是激勵制度。為了提升自己的收入水平,居民會延長自己的打工時間、提升自身的學習能力和知識結構,會努力當官。這其中,一個人哪方面能更有效地獲得收入,就會往那方面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在市場經濟國家,資本是調動資源的資源,所以人們往往努力去當企業家。在中國,人們發現公權力才是調動資源的資源,當官的投入產出比最高。可以說,官本位越突出,越容易制造出有利于官僚體制的“分配機制”。
正是基于以上認識,我認為,要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在宏觀層面,需要往下調整稅率,降低居民的宏觀稅負水平,政府從GDP的蛋糕中少拿點,居民才有可能多拿點。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大幅精兵簡政,壓縮行政開支；在微觀層面,需要約束掌握公權力的人權錢交易的機會和頻率。這就要求各級政府的財政收支都必須公示,各個官員的財產都必須公示。這樣的話,當官就沒有什么油水可撈了,有能力的人才會努力爭當企業家,投資才會增加,GDP的蛋糕才會進一步做大。
一個地方比另一個地方富裕,主要是富裕地方的企業家的數量和質量比較高,他們利用資源的能力比較強,導致當地的GDP蛋糕越做越大。如果政府致力于壓縮企業家的利潤水平,那會將企業家們趕到不歧視他們的地方去。蛋糕越小,官員的份額未必下降,但窮人必將處于更困苦的狀態。
（作者系江西師范大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