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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今年年初，“反虐待動物法”傳出一刀切“禁食貓狗”的規定，引發輿論激烈爭議，反對者認為這樣的立法太過超前，對動物也“不平等”，更有悖于國情。在經過一番“口水戰”之后，人們對動物福利的認知分歧盡顯，但反虐待也逐漸成為一種底線共識。
就本質而言，出臺法律反對虐待動物，它是在約束人的一種殘忍精神，于關懷動物福利中伸張人性“善良”的一面，正所謂“待禽獸以人道，就斷不至于待人以獸道”，立法保護動物的終極目的恰是保護人類自己。
問題是，在普通大眾并未完全理解這份“人性情懷”的背景下，過高的立法企求難免招致一些人的抵制，這就是人們為什么對“禁食貓狗肉”心存異議的緣由。此時，善于捕捉民眾的觀念分歧，并在立法中尋求到底線共識，便不僅能提高立法的可接受性，還有助于縮小動物福利立法的觀念鴻溝。立法不可能完全消除這種爭議，睿智的立法者不會因為爭議而擱淺制度變革的進度，而是善于在實踐中尋求底線共識，凝聚觀念嬗變，進而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
在我看來，目前“反虐待動物法”在這方面顯現了良好的追求。例如針對很多人不贊同對禁吃犬貓肉一刀切，立法“采取了靈活處理的源頭控制辦法”，即由地方政府根據民族風俗情況，“決定禁止屠宰犬、貓以及禁止運輸、銷售犬貓肉、器官、皮、毛等犬、貓制品的區域”。
又例如在名稱上，將原來考慮的“動物保護法”改為“反虐待動物法”，尊重了民眾對動物福利認知程度不一的社會現實，能夠將一些反對拔高動物福利的人群拉入到立法的支持一方，同時將“反虐待”這一保護動物的核心的理念傳播下去。
而順著這種思路，對虐待動物的行為科加處罰，也就成為一種共識下的合理邏輯。目前，我國刑法對類似動物園虐虎這樣的惡劣行為，還存在罪名缺漏，現有的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等都不足以懲治，這就給反虐待動物法提供了立法價值空間。從犯罪原理分析，類似沈陽森林野生動物園虐待動物的行為，將動物園項目作為一種資本運作的游戲，以“老虎斷食”要挾政府，具有明顯的社會危害性和反人道性，后果極其嚴重，理當承擔刑事責任。將這種行為入罪具有正當性基礎和現實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