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讓我國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的矛盾更加凸顯，產業結構調整成為國家經濟轉型的必要前提，也將成為兩會代表委員們最關注的話題。
　　不過，要想真正實現產業合理發展目標，恐怕首先得明確一個問題，即靠什么來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因為實踐已經證明，抑制行業產能過剩，政府及時出臺相關政策固然重要，但倘若沒有無形之手——市場的參與配合，過剩的產能即使一時被壓抑了，風頭過后仍會以另外的形式再冒出來。
　　記得國家發改委等十部門在去年10月舉行了“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信息發布會，宣布對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和風電設備等產能過剩行業，國家有關部門將原則上不再批準擴大產能的項目。對此國務院也多次開會強調，要對上述行業予以重點關注，并提出不少具體政策措施對其進行控制。
　　回顧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三十多年，結構調整一直伴隨其中，一方面是內外部環境在不斷發生變化，發展經濟自然要與時俱進，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一些行業的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問題總是不能得到真正解決。雖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問題卻依然存在。或者是，舊的問題解決了，又不時冒出新矛盾。
　　不可否認，實現產業結構調整任務，涉及到各方面利益，政府行政的大力推動必不可少，尤其是目前我國重點投資領域大部分屬于政府行為，如被點名的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行業，其中多數是地方政府主導投資的結果，所以每當談到壓縮規模就困難重重。可見調整產業結構，先要管住政府部門的投資沖動。
　　但是，我國既然要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不可能總靠行政命令來解決所有經濟問題，不能把政府調控當作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應該承認，產業結構之所以屢調不順，說明我們對經濟發展內在規律并沒有充分把握。其實，衡量一個行業是否出現產能過剩，最終還得由市場說了算。所以，產業結構調整如果過分依賴行政力量，卻忽視了無形之手的作用，結果往往是按倒葫蘆起來瓢，人為地加大經濟轉型的難度。
　　在這里，不是說市場經濟就不會出現產能過剩，而是相對于行政干預和政策的滯后，市場信號要靈敏得多，供求規律在很大程度上能夠促進投資行為的自我調節與改善。可以說，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能否成功，市場的配合相當關鍵，過分偏重有形之手——行政這一頭，可能會使產業調整目標無法順利實現。
　　當然，發揮市場作用是有前提條件的，即政府必須首先完成其職能的轉變，明確行政推動經濟的根本在于為市場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而不是政府直接主導行業投資。退一步說，即使在現階段政府還不能完全退出所有投資領域，至少應該逐步減少在社會總投資中所占比重，并設法最大限度地發揮民間資本在各個投資領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