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開幕，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會上作常委會工作報告時表示，政協高度重視收入差距過大引發的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將就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困難群眾的社會保障與社會救助等問題提出對策建議。
　　在兩會之前，發改委就提出四項政策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其中第四條就是“加強個人收入調節”，按“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強化稅源監控，以調節高收入為重點，進一步改革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而政協委員吉利董事長李書福委員、致公黨以及民盟周蓬安委員等都提交了完善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提案，李書福建議將個稅起征點調整為5000元。
　　隨著貨幣化速度、物價不斷上漲，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支出以及置業成本大幅提高，過去的2000元起征點顯然是偏低的，尤其是在一些大中型城市，2000元僅夠個人基本生存，這造成以工薪階層為社會主體的納稅人的個人所得稅負擔偏重。而且，由于家庭整體基本支出水平也大幅提高，按照個人所得征收顯然沒有考慮到一些家庭人員結構及贍養人口情況，如果要實現社會收入分配的公正，個人所得稅制度必須要加以完善，以減輕個人納稅負擔。但是，我們更關注的是，一個公民履行了納稅義務，就應該擁有完整的公民權利，不應剝離。
　　一般而言，我們所詬病的戶籍制度顯然主要是指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造成的身份歧視，尤其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城市戶口與諸多福利掛鉤，農民不能自由遷徙，這種權利不平等是“身份社會”的固有產物。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推進和人員的自由流動，尤其是非國有部門取消就業的戶口限制，大量城市人口也在不同城市之間流動。在一些如北京這樣的繁華城市，沒有本地戶口的年輕精英幾乎成為中產階級的主流。他們擁有長期而穩定的工作，甚至有些購置了住房，工資高于當地社會平均收入水平，每年繳納上萬或數萬的個人所得稅，但因為沒有戶口，就只能是“二等公民”。
  　我們認為這一制度需要改進，很難想象給自己居住的城市每年繳納大量的稅收，卻不享有基本的公民權力。盡管一些公共服務或者申辦證照的業務已經取消了戶籍限制，但是，戶籍歧視仍然廣泛的存在，比如嬰兒出生登記與孩子上學、社會保障、辦理護照、購置經濟適用房等，更別說在自己長期居住的城市卻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不管中國的公民權是否完善并得到保護，至少在同一個城市不應該根據戶籍而有所區別對待。既然人口早已實現了自由流動，并在居住地辛勤工作，創造財富，履行繳稅義務，憑什么還要繼續人為地區分戶籍身份，拒絕提供同等的公共服務。如果一個城市不能為他的非戶籍居民提供同等的公民權，那么，在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時候，就應該在國家法定的稅率基礎上打折，這才算公正，否則，有何公平可言。
　　這個國家未來的希望在于壯大中產階級群體，但是他們承擔得太多，尤其是戶籍問題帶來的額外的高昂成本。中國需要調整收入分配差距，也應該盡快調整和消除“身份差距”，如果非當地戶籍的中產階級都無法享有同等的公民權，還奢談什么讓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