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城管的困境不是一個數學問題、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民生問題、制度問題，特別是我們政府的觀念問題，是政府在民生權利和城市漂亮之間的選擇問題。在解決城管基本矛盾的基礎上同步推行罰款計算公式是可行的，但如果只是引進一個罰款公式，其效能可能微乎其微。
    從去年10月起，北京市城管局推出《北京市城管執法系統實施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辦法》，對城管的處罰實行公式計算，罰款數額=罰款基數x(基準系數十區域系數十情節系數十變量系數)，這一做法有望擴展到城管所有的處罰條款，但具體實施時間還未確定(2月23日《京華時報》)。

     把城管罰款規范化為一道公式，然后通過數值代入，計算出實施行政處罰應該繳納的罰款數——這樣的高科技，不僅是提高辦事效率，更解決了公平問題。這樣一來，對小販的罰款都由計算機說話，一把尺子量到底，具體執法的城管員還能徇私舞弊嗎?這項措施，肯定可以有效地規范自由裁量權，讓城管執法更透明、規范、公平、公正。
    那么，這項新技術的運用，對于解決我們目前城管工作的矛盾，究竟有多大的作用?換言之，它能否終結城管和小販的貓鼠關系，能否讓李志強式的悲劇永不再現?我覺得不能。城管工作的困境主要是城管目標和小販飯碗之間的矛盾，規范城管的自由裁量權雖有好處，但無助于這一基本矛盾的解決，甚至也無助于這一矛盾的緩解。我以為，比規范自由裁量權更重要的是規范另外兩個權。第一是保證小販的就業生存權。如何讓現在的小販有業可就，有飯可吃，是整個城管矛盾的根本。如果小販無法解決就業和吃飯問題，也無處擺攤設點，則無論我們請來怎樣的數學家和計算機專家，可以幾秒鐘算出罰款數，卻永遠不能化解城管的困局。第二就是取締城管的“自由沒收權”。如果城管只要發現小販擺攤設點，就可以立即決定沒收經營的工具和商品，則城管和小販的矛盾就永遠不可調和，并且必然不斷激化，誰也不能保證崔英杰殺死李志強的事件不會重演。如果上述兩個問題不解決，只是在處罰小販時能堅持統一的標準，實在是一個不足道的枝節問題。大公平缺失，小公平自然意義不大。
    解決城管的困境不是一個數學問題、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民生問題、制度問題，特別是我們政府的觀念問題，是政府在民生權利和城市漂亮之間的選擇問題。這樣看來，解決城管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而不是城管部門本身。如果城市管理的基本思路不改變，城管部門的人性化執法只能起治標作用，而發明一個公式統一計算罰款則基本不影響事物的性質，其效能更是微乎其微。
    當然，以上講的是一些普遍原理，并不針對北京。北京的情況正相反，他們打算春節后推廣崇文“大城管”模式，聯合城管和勞動保障、民政等各個部門，通過聯合救助、就業幫助等救濟救助措施，解決弱勢群體的生存難題，從而根治城管“痼疾”。在解決城管基本矛盾的基礎上同步推行罰款計算公式是可行的。如果其他城市不解決弱勢群體的民生問題，只是引進一個罰款公式，顯然屬于舍本求末，沒有什么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