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的大變局中，中國經濟不僅贏得了連續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而且經受了世界金融危機的嚴峻考驗。這既是中國人的運氣，也與中國自己的努力有關。于是，有人提出了所謂“中國模式”的問題，這一點值得高度關注。是否存在一個中國式的市場經濟模式，我看不能輕言，還需要實踐檢驗。
　　為什么熱炒“中國模式”，是否意味著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已經完成？可能有這個意思。目前的中國經濟發展確有一些明顯特征，這些特征既造就了以往的經濟成就，也導致了未來經濟的困難和風險。這就是以國有企業為基礎、以增強國力為目標、政府主導的經濟；政府、財政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不僅是由于政府控制了大量的資源，掌握了迅速增長的收入，而且是由于國有企業也呈現出積極擴張的態勢，政府通過財政和國有企業主導和控制著經濟運行和經濟活動。
　　所以，還不能說中國的市場經濟模式就已經完成了。我們還存在著不完善和有待改革的地方。
　　一是財政的超常增長和結構偏差。
　　2009年的中國財政繼續了近十年來的趨勢，財政收入的增長率不僅超過經濟增長，而且超過居民收入的增長。全年預算內財政收入68771億元，比上年增長11.7%，超過經濟增長率3個百分點，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了8.8%，農村居民的純收入增長了8.2%，分別比財政收入增長低2.9和3.5百分點。政府支配的收入是相當大、財政的增長是相當快的。
　　不僅如此，在中國財政收入的結構中，預算收入只是政府收入的一部分，還有很大一部分是預算外收入。地方財政的預算外收入就占一個很大的比例。預算外收入中最大的有兩項，一項是土地出讓金，一項是社會保障收入。2009年，全國70個大中城市土地出讓金1.08萬億元，上海達1043億元，占財政收入增量部分的50%和存量部分的25%左右；北京市達928億元，占當年財政收入的45.8%。
　　政府的財政收入一是來自對企業收入的征收，二是來自居民的交納，因而是對私人財產權以及個人創業和消費增長的一種限制。
　　二是國有企業的定位和行為扭曲。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有企業經歷了一個大規模重組的過程，雖然國有企業的數量大大地減少了，但其實力卻大大地增強了。從1998-2008年，國有和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從64737家減少到21313家，減少了2/3，但其產值和資產卻增加了3.28倍和1.52倍。而中央國企的擴張更為明顯，2008年底，全部央企總資產17.6萬億，比上年增長18.1%；凈資產7.3萬億，增長10.9%；利潤6961.8億元，下降30.8%，平均資產報酬率5.6%。
　　政府把國有企業定位于控制國家經濟命脈，保障國家經濟安全，至于國有企業能否保障國家的經濟安全，還有待實踐來說明。但作為“共和國的長子”，則顯然處于特殊的優待地位。盡管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發展民營經濟的政策文件，為什么不能貫徹落實，其根源也在這里。
　　國有企業快速發展，國家的經濟實力的確增強了，在世界500強中，就有24家國有企業，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家實力的增強，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大大地提高了。這是值得國人驕傲和自豪的地方。但是，國有企業的發展并不一定全能夠惠民，國力的增強與老百姓的富裕也沒有必然聯系。其實，國有企業是在與民爭利中發展壯大的：在很多行業中，國有企業處于壟斷地位，民營企業是不能進入的；國有企業可以利用它的壟斷地位，把價格定在均衡價格之上，把很大一部分消費者剩余變成壟斷者的利潤；把大量資源無償送給國有壟斷企業，或者象征性收取很少的使用費；政府給國有企業注資。
　　如果政府過分扶植、援救、照顧、恩惠，國有企業的競爭力到無如何，恐怕是令人懷疑的。
　　三是政府主導和政府治理。
　　3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的確有了很大的發展，而中國社會的進步則相形見絀。當前中國的經濟結構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但是社會結構指標還沒有隨著經濟結構的轉變而實現整體性轉型，多數社會結構指標仍然處在工業化初期階段，中國社會結構滯后經濟結構大約15年。
　　解決這些問題，恐怕只能寄希望于繼續改革和調整。所以，還不能輕言“中國模式”，我們的未來仍然任重道遠。

(張曙光：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張弛：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