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可謂難料。就在一年前，當全球金融危機陰霾密布并沖擊到中國經濟的時候，我們曾發出過“關注這2000萬農民工的命運”的吁求——彼時，農民工大規模顯性失業，成為嚴峻的社會問題。但短短的一年之后，“用工荒”之類的詞匯，卻在媒體上四處可見。
　　這一輪的“用工荒”，涉及范圍較廣，不少沿海地區均現嚴重缺工現象，甚至一些內地城市，也有叫苦聲音出現。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兩個區域——珠三角和長三角，自然首當其沖。嚴重者如廣州，據當地媒體報道，廣州加工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傳統服務業等三大行業，缺工量預計達到15萬人。
　　從一年前的農民工大規模失業，到現在缺工現象頻現，原因究竟在哪里？農民工這個群體，就業上的波動又為什么會如此顯著？
　　鑒于就業問題與宏觀經濟形勢之間的緊密聯系，農民工群體一年內在就業上顯現出的“冰火兩重天”，自然需要從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上找原因。一年前，危機四伏，未來茫然；一年后，中國經濟率先復蘇，外部形勢也大有好轉。企業用工量的增加，本身便是一個重要的訊號，寓示著經濟的轉暖。
　　如果從農村勞動力總量不斷減少的角度來看待缺工現象，或會發現勞動力局部的、階段性的、結構性的短缺幾乎不可避免。在經濟學家蔡昉看來，中國經濟迎來了“劉易斯拐點”，既然勞動力無限供給的階段已然成為歷史，那么，在特定條件之下，勞動力市場出現供求矛盾，并不值得奇怪。
  　當然，我們只能說，當下的“用工荒”，只能以“局部的、階段性的、結構性的短缺”來作定義。要知道，中國整體的就業形勢還較為嚴峻，就業問題遠未解決，比如大學生的就業，仍是一個棘手的社會難題。表面上看，反差情形的出現，似乎是一個悖論，但實質上，這正是就業領域階段性、結構性矛盾的一種體現。而這樣的矛盾，又給農民工就業造成了較大的波動。
　　眾所周知，農民工流入城市，所從事的行業主要是制造業和低端服務業，呈現出脆弱、非正規的色彩。也正因此，農民工相比較于城市勞動者，其就業的不穩定性是顯而易見的。在宏觀經濟的冷暖變化間，農民工的就業崗位也跟隨變化，或失或得中無不反映出這個勞動力群體的鮮明特征。
　　一如其他領域，勞動力市場本身也具有調節功能。從農民工大規模失業到“用工荒”的出現，價格杠桿必然會發生作用。這從不少地方近來紛紛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中可見一斑。盡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有既定規則可循，但在“用工荒”的背景下，多個地方的積極舉措，卻也不乏刻意的痕跡。
　　回過頭看，近年來，“用工荒”的現象時有出現，今年的情形并不偶然。換一種角度來觀察，在金融危機期間，由于經濟形勢急轉直下，出口形勢急劇惡化，“用工荒”一時得到緩和。但這不意味著，中國就業領域中的階段性、結構性矛盾已經得到了解決。
　　面對“用工荒”的現象，從長期的視角考量，必須強調加強對農民工權益的保護。每一座城市，都應該善待為其發展做出貢獻的勞動者——即便他們默默無聞，即便他們所從事的行業是如此的不起眼。同時，也要從改良教育的角度出發，努力培養合格的、適用的勞動力，以便逐步解決階段性、結構性的問題。
　　其實，農民工群體在就業上呈現出的脆弱性、非正規性，也與農民工長期以來一直徘徊在城市的邊緣不無關系。他們缺少好的教育、缺少公平的社會保障，甚至也缺少公平的就業權利，他們人在城市，卻不能真正安居，缺少提升空間，如此，外在環境的劇烈變化必然會深刻影響到這個群體。
　　要破解這個難題，還是要回到如何城鎮化的命題上來。農民工的命運，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未來，與中國未來新的城鎮化進程將結合在一起。這里所說的城鎮化，不是簡單的農民進城，而是將戶籍制度的破題與中小城市和城鎮的發展結合在一起，并賦予新市民們同等的教育、社保、就業等權利。事實上，這也正是今年的“一號文件”提出的重要使命。
　　當下勞動力市場出現的矛盾，是個經濟命題，又不僅僅是經濟命題，帶有歷史特定階段的必然性，也與我們這個社會的諸多問題糾結在一起。讓一部分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安居下來，成為新市民，這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思路與現實任務，對于緩和“用工荒”的矛盾，也將不無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