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各地“兩會”的召開，漲工資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江蘇省在全國率先確定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此后，北京、重慶、東莞、上海等也紛紛表示已具備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條件。有專家表示，所謂“條件”具備，一方面是財政有余力，另一方面更是招工太難。(2月4日《中國經濟網》)

　　在經濟沿加速回升與物價上漲相伴而行的現實語境下,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深孚眾望，尤其是對江蘇、北京等用工大省市來說，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對破解“用工荒”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但漠視農民工的其他需求，漲工資只是破解“用工荒”的一時之舉，而非萬全之策。
　　據2月1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唐仁健對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的解讀，目前，我國的農民工有1.5億人，而“新生代農民工”就占到了其60%。唐仁健指出，“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八零后、九零后，他們與父輩相比，農業、農村、土地、農民等已漸行漸遠，渴望進入、融入城市社會，享受現代城市的文明則成為這個群體的共同需求。
　　每個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但在城鄉二元體制依然堅硬如鐵、戶籍制度改革步履維艱、農民工依然披著“下等人”的標簽時，進入城市、融入城市只是新老農民工的一廂情愿。尤其是當蝸居于城市各個角落的所謂城市居民，用睥睨而又憐憫的眼光對其不屑一顧，部分政府“衙門”的門衛對昔日的底層兄弟施以“武功”，棍棒刀戟成為解決勞資糾紛的習慣性做法時，進入城市、融入城市的夢想顯得更加像個童話。
　　有學者說，農民工的表情后面顯現的是一個城市的溫度，彰顯的是一個城市居民個體的高度。但觸摸當下城市的肌體，丈量城市居民的高度，還不是那么熾熱與偉岸時，漲工資只是對“民工荒”的暫時“救濟”，而非兜底之策。
　　可以預期的是，隨著江蘇最低工資標準的破冰，北京、重慶、東莞、上海等經濟強市的調高也只是假以時日，但不能忽視的是，破解“用工荒”并非只有漲工資一條路可走，敞開城市胸襟，樹立居民人本意識，或許比漲工資更能留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