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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上百農民工立交橋上堵路討薪，致鄭州主干道交通堵塞。一農民工代表稱知道堵路是違法行為，但是迫不得已。據計算，堵路討薪浪費社會約2.52萬小時，其成本也夠農民工的欠款了。（2月2日
《河南商報》）
新聞中，一位農民工這樣感嘆：經過多次交涉，拖欠方都不理不睬。她曾找過鄭州市建委清欠辦和辦公室，還曾多次找過北林路辦事處，但對方都要他們去找建筑公司交涉，然而建筑方的負責人卻遲遲不肯現身。“我就像皮球一樣，被一腳踢過來，一腳踢過去。”萬般無奈之下，這群農民工這才堵路討薪，以脅迫公共利益為“要挾”，明知違法還是要展開“違法討薪”。
樣幾近雷同的一幕，已經不知道上演了多少次。或許是有“違法討薪”的成功個例在前，這種并不新鮮的法子卻為眾所效之。這樣的“違法討薪”，不僅危害公共秩序，還充滿著巨大的風險。一旦出現過激行為，就很容易釀成慘劇或者群體事件。而就算是討薪成功，也有可能面臨著警方的處置：廣州媒體曾經報道，廣州市公安部門表示，對以尋死的方式故意破壞公共秩序的，采取治安拘留處罰，對多次以尋死方式嚴重擾亂公共秩序的，將其送勞動教養，目前此法收效顯著。喜滋滋地拿到工錢，卻要狼狽地接受法律制裁——“違法討薪”的杯具就真正變成悲劇。
跳樓討薪也好，堵路討薪也罷，當然影響到了公共秩序，造成了巨大的社會資源浪費。可如果通過正常的渠道能保障自己的權利，誰還能去“違法”？之所以這樣做，不過是試圖以“出格”的行為引起輿論和政府部門的關注罷了。所以，“違法討薪”雖然在客觀上破壞了公共秩序，但主觀上卻沒有違法惡意。事實上，這樣形形色色地以“跳樓”或者“堵路”為“看點”的權利表達，無不暴露出制度保障和制度救濟的乏力甚至是缺位：是不是窮盡了一切努力去回應和維護弱勢者的權利訴求？勞動維權渠道是不是隨時保持暢通無阻？
城市管理的難處需要考慮，公共資源的無謂消耗令人痛心，但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了，跳樓討薪者的“沖動”，其實是弱勢者權利屢屢受到侵犯、制度化維權途徑不通暢、大眾維權成本過高等權利語境的一個折射——“違法討薪”已是“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如果“違法討薪”仍然不能維權成功，這些弱勢者的權利訴求就已經走向了窮途末路。接下來，迎接他們的就只能是無語的嘆息和滿腹的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