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位媒體朋友的職業品相應該不錯，一家三口，沒拖沒累沒掛，年薪35萬元，按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3萬美元至15萬美元年收入的標準畫像，也算得上是美國版的中產階級了。可前幾天，他卻辭掉高管差事，去了二線城市一家電視臺做制片人。原因是，北京越來越高的居住成本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于是遷居就成了他逃離北京生活的最好選擇。
　　有人肯定會說，你這是沒事找罵型的說法。年薪35萬元在北京還混不下去？混當然能混得下去，但要混出個模樣還真有一定困難。就拿朋友說，他是“移民”到北京的，前幾年基本上是打“事業”的底子，論到該打“家底”時，才發現自己原本還是無房戶。如果在五環內買套房，需要300萬元左右，再刨掉按揭和供車、供孩子教育，他這個中產階層差不多也就成“赤貧”了。所以不離開這座城市能去哪里？
　　眼下，許多人對中產階層這一提法相當敏感，認為在金融危機面前，中國的中產階層根本就不需要拯救。這種觀念的形成，除了我們身邊沒一個中產階層人群的劃定標準和系數外，更多的還是潛意識里，將中產階層與低收入人群對立了起來，甚至摻雜了妖魔化的成分。由此以來，也就造成生活狀況不斷惡化的中產階層，慢慢變為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人群。
　　這種尷尬的最好寫照是：如果你愿意繼續做一位“無房戶”，那么頭上依然頂著中產階層的帽子。如果你成了“有房戶”，那就沒落成了徹底的無產者。可以說，在富人與低收入人群的“夾心層”里，你的左岸是圣日耳曼大街，你的右岸是克利希蘇布瓦。這種一“宅”定身份、劃階級的不穩定生活和居住狀態不僅使城市的創富動力倒退，還使年輕人的生活方式變得更加機械和冷漠。
　　我們為什么不去正視中產階層眼下所處的這種窘迫呢？于社會學和公共分配學而言，是我們沒一個“中國版”的中產階層指標體系；于家庭經濟學而言，是一些大城市的住房成本、子女教育成本已大大超出了中產階層所能承受的范圍。這樣的結果，就導致中產階層不斷貶值為“夾心層”，與低收入人群在同一屋檐下爭住房、爭市政公用品。
　　其實，作為縮小貧富差距的“中間地帶”，政府需要重新審視中產階層的功能和作用，特別要讓中產階層的指標放下“身段”，向他們提供減稅和增加就業的機會，不能一提中產階層就炸鍋，就認為是在劫貧濟富。此外，既然一位青年研究者都能自費做出一個“蟻族”調查，國家那么多高級智庫為什么就不能制定出一個中產階層的“標準像”？
　　有必要提醒的是，中產階層似乎正在成為一種“泛政治化”的犧牲品。當民主和法制進程需要他們時，就是頂天立地的中產階層；當分享社會公共品時，又成了口水中的“邊緣人”，甚至失去了減稅、免稅的優惠支持。更應警覺的是，我們還必須防止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團，將中產階層當作一個任人擺布的“偽命題”，在住房供應上造成一種購買力的假象。
　　因此，維護中產階層的生活和居住質量，幫助減輕大學生的貸款負擔，創造更健康、持續的就業崗位，需要我們換一種思路思考。但愿正在召開的各地“兩會”，也能將政府預算的“算盤”往中產階層身上劃拉劃拉。

（作者系中國房地產研究會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