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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二代誰接班何需外人瞎操心
改革開放走過30年，民營企業面臨大規模代際交接。中國民營企業，該如何持續健康發展？誰來教育“民企接班人”？這些思考，已經超越了家族財富版圖延續的狹小視角，成為引人關注的社會課題。一直培養公務員的浙江省溫州市人事局下屬的干部培訓學校，大門口忽然增加了一塊新牌子——溫州市繼續教育學院。外界議論說，這主要是用來培訓“民企二代”的。
很多地方的政府都在操心“民企接班”的問題，我覺得這完全是杞人憂天。一是只要肯出學費，學習經營管理的地方多得是，何用政府操心，再說，老板們應該不差錢，何需政府獻這份“愛心”呢？而且拿公眾的錢獻“愛心”給不差錢的人，豈不有劫貧濟富之嫌？二是學校和市場培養的經營管理人才，加上“海歸”，已經不少，政府再出錢培養“富二代”，除了在家族式傳承上對民企有幫助，別的意義在哪里呢？
現代企業制度的關鍵詞，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理論上說，經理人或企業接班人由市場機制決定是最優方式，而所有者或老板居于“二線”主事對經營者的考核與監督，是一種理想的企業治理模式。現實中子承父業模式仍然較多，一是道德風險之憂，二是職業經理人市場尚不成熟。但即使這種情況下，家族傳承亦非最優選擇，因為父一輩們的創業“細胞”未必都能如愿地遺傳至后代，“富二代”中也有一些是扶不起來的阿斗。另一個極端是，還出現了一些“富二代”希望體現自身價值最大化，不肯接老子班的現象。
即使培訓“富二代”可以幫助家族傳承的實現，但在成不成才上，也應有一個充分的評估為好。經營管理人才不是“訂做”的，成功企業家的后代未必具備企業家的天賦，那么對有些人來說，培訓就是拔苗助長，且浪費社會資源，對其本人的前途來說也未必是最優選擇。
不論企業的成長、發展與興衰，還是經理人市場的成熟，都不宜摻入過多的人為干預因素，因為這需要市場經濟的運行與發展過程決定。老的企業消亡、新的企業誕生，與自然界中萬物的繁衍更替是一個道理，只要有市場經濟這個大環境存在，就會有相應數量的企業存在。擔心民企沒有人接班，家族企業的興衰會影響區域經濟的未來走向，其實是在杞人憂天。決定經濟走向的主要不是家族企業興衰，而是市場中的游戲規則是否公平合理，政府最應該花心思的也是這個問題。
人力資源也是一種“產品”，屬于企業經營管理的范疇，應該由市場的方式解決。市場范疇的問題，政府的手還是不要隨便伸得太長，盡管保持“無為而治”原則好了。
小處長挪用4億元制度缺失要加緊修補
據報道，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原財會部預算處處長劉林祥，日前因涉嫌挪用近四億元農業補貼款被海淀區檢察院反貪局立案偵查。據了解，該案是北京市近幾年來所發生的最大一起挪用公款案件。據了解，劉林祥挪用的近4億元款項不是別的，正是國家對于“三農”高度重視、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農業糧食補貼，報道顯示，這筆專款是國務院為了鼓勵農民種糧積極性，提高糧食收購價格而專門下撥的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款項。
在我們看來，如此重要的款項，國家相關多個部門必然會高度重視，并且還有一系列嚴格的預算及撥付程序，其背后的每一個操作步驟的監管也必然是嚴之又嚴，然而，遺憾的是，只是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原財會部預算處區區一處長，就“全部掌控”了這筆專項資金的預算、撥付等“大權”。
其實，像劉林祥那樣的小官挪用巨額資財現象絕非一起兩起。廣東省原湛江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主任滿×華，在2002年6月至2004年8月兩年多時間里，竟然挪用4.6119億元到湛江某證券營業部進行股票、基金等交易，并收受營業部給的好處費200多萬元。
實際上，像上面的數額巨大的挪用公款罪之所以屢見不鮮，至關重要的根源就在于“公款”的“公”字牌。因為是“公款”，所以在相關使用程度不透明，相關相關政策法規不夠健全嚴格的情況下，常常是沒有“私人”去具體過問和具體探求其最終下落，即使是有相關部門或個人偶然發現，也因為其“無關個人利益”而不去深入追究背后的問題，反正是“公家”的，不是出自“個人腰包”，更不是具體受益于監管者“局部利益”，損失的無非是“公家”的，是“國家”的，因此，在相關公款使用程序不透明，相關法規政策落實和監管稍有監管不夠的情況發生，就會輕易旁落到另外的地方去，甚至被公然挪用，就是像農民糧食補貼這樣的巨額款項，即使是區區“處長級官員”也能夠輕易挪用。
我們注意到，上述一些案件大多發生在三年前甚至更長的時間，現在，隨著國家相關部門對于公款挪用等情況監管力度的加大，職務犯罪中挪用公款、貪污等案件盡管有所下降，行賄、受賄案則呈現上升趨勢。這樣的原因，無非還是因為監管問題或多或少的缺失：很多貪官受賄場合和受賄方式較以往更加隱蔽，這些贓款大部分被轉存他人名下，借此逃避打擊。雖然反貪部門偵查有所改進，但最關鍵的還是要加強監管。涉及到權力和金錢的事情，讓其中的每一個使用程序都最大程度地透明公開，并形成嚴格的公開公示制度，讓其中的每一個程序都在陽光下運行，都受到數萬雙甚至數億雙眼睛的關注，相關官員權力才能受到了最大程度的制約。在當前“擴內需、保增長”而采取的不斷增加各類投入的現實下，這樣的“透明作業”尤顯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