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后，發生了數件同大型國有企業相關的不幸事故。
首先是中石油的石油管道泄漏事件。2009年12月30日凌晨，中石油蘭（州）鄭（州）長（沙）成品油輸油管道渭南支線在陜西華縣境內發生柴油泄漏事故，柴油從赤水河流入渭河，再進入黃河對河南境內的黃河水質形成污染，而河南境內包括鄭州和開封在內的主要城市都以黃河水作為飲用水源。接下來，是1月4日東北特鋼大連分公司發生的生產事故，8名工人在事故中身亡；1月7日，中石油蘭州石化三零三廠又發生爆炸事故。
可以想象，如果這些事故發生在大型的民營企業和跨國公司的中國分公司，這些公司必然會被推至公眾輿論的風口浪尖。我們仍然記得血汗工廠的指責對玖龍紙業、富士康、沃爾瑪和耐克等公司的影響；同樣，我們也不難想起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由于捐款數量而形成的對一些民營企業和跨國公司的指責。
長久以來，每逢說到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公民，似乎應該履行責任的公司都應該是民營企業和外資公司。國有企業由于它的產權性質似乎應該是天生的企業公民。雖然近年來我們耳熟能詳的一些著名的慈善事件，民營企業家都是主角；那些聲勢最大的企業基金會，毫不例外是由民營企業建立，比如2009年頗為轟動的福耀玻璃曹德旺捐股事件和新華都陳發樹捐股事件。
我們鼓勵中國的富豪向鋼鐵大王卡內基到軟件之王比爾·蓋茨學習。媒體奉勸這些轉軌時期的商人們，告訴他們衡量商人偉大與否的標志不僅僅是財富積累的數量和速度，還包括回報社會時的慷慨程度。但是與此同時，我們忽略了在中國，真正的巨型公司往往是國有企業。它們經過了各種形式的改革以及國資委的調教，已經變成了表面上的現代公司。它們和民營企業以及外資公司奉行著同樣的經營原則，在競爭激烈或者不那么激烈（大部分情況下是后者）的市場上，積累起驚人的財富，公司也取得讓人贊嘆的成績——本報不久之前的報道說，國資委主任李榮融透露，2009年中央企業利潤總額將達到7500億元，超過了年初預算中的利潤4000億，多收了3500億。在此情況下，基于它的產權屬性，我們仍然假定這些公司是天然的企業公民，不僅僅是在考慮自己的客戶、股東和員工的利益，同時理所應當地考慮了整個社會的利益。
我們之所以認為公司這種以盈利為首要目的社會組織形式應該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是因為我們認為，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公司不可避免地要同整個社會產生聯系，對社會產生正的外部性或者負的外部性。同樣有不少杰出的商人爭辯，公司最大的社會責任就是盈利，然后向政府納稅，政府再用稅收來作用于社會。但是公司作為企業公民的呼聲已經越來越高。人們要求運行效率極高的公司要像政府和第三部門非營利機構一樣，考慮對社會的正向貢獻，而不僅僅是為自己的顧客、投資人和員工服務。
國有企業這些年發生的變化中，最顯著的是大部分國有企業都已經解決了盈利的問題；接下來是，它的產權結構其實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股份制改革和上市融資讓他們增加了外部投資者，不是純而又純的國有；很多國企的員工已經從改革前的囊中羞澀重新變成整個社會羨慕的對象。從國有企業近些年的表現來看，它在對客戶、投資者或股東和員工的回饋上都有不俗表現。
那么，再接下來，我們可以要求這些中國經濟的巨人來考慮一下社會責任的問題了，也就是超于具象的客戶、股東和員工之外的問題。我們知道，國有企業在過去發生的數次重大災難中都有過杰出的捐款捐物的表現。它們在其他社會領域也有過杰出貢獻。很多公司每年都會發布自己公司的社會責任報告。但是，它們大部分的社會貢獻卻并不為大眾知道。這與國有企業一貫在同公眾溝通時的傲慢相關。我們的建議是，這些國有企業需要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去面向媒體和公眾。在此處，我們希望提醒這些中國經濟中的明星群體，真正開始考慮企業的社會責任，因為公眾不會無限期地將你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企業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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