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最后一天，上海市食品安全聯席會議辦公室發布信息稱，上海熊貓乳品有限公司因涉嫌生產、銷售三聚氰胺超過國家標準的乳制品，被監管部門依法查處。（《國際金融報》1月4日）

　　“三鹿”死了，三聚氰胺仍陰魂不散。據悉，熊貓乳品共4批次奶粉和4批次含乳調味品“煉奶醬”三聚氰胺超標。這其實已經不是熊貓乳品第一次被釘在“三聚氰胺”的恥辱柱上：早在2008年9月16日，在央視《新聞聯播》公布的全國嬰幼兒奶粉緊急專項檢查結果中，熊貓乳品的“熊貓可寶牌”嬰幼兒配方奶粉三聚氰胺的最高含量達到619.00毫克／公斤，僅次于三鹿牌嬰幼兒配方奶粉。不久前，陜西金橋乳業有限公司也被查出5．25噸問題奶粉，其中11袋275公斤奶粉的三聚氰胺嚴重超標。這些說明，食品安全領域從來就沒有所謂殺雞嚇猴，有的卻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無奈現狀。
　　熊貓乳品東窗事發，我們照例要罵商人無良，我們還會產生一種嚴重的挫敗感和被欺騙感：一是我們信賴“亂市”用重典的邏輯，對曾經的專項嚴打滿懷信心；二是普及了那么久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以為奶粉商人多少會有點道德理性——結果卻證明：既然這世界上存在三聚氰胺，既然三聚氰胺里面摻點奶粉就能帶來暴利，又既然商家料定我們尚未對三聚氰胺實現無縫的常態監管，那三聚氰胺流入任何食品領域都有可能。不然，我們生產了那么多的三聚氰胺又都跑哪里去了？
　　熊貓乳品出事固然讓人憤慨，但它也再次提醒我們：三聚氰胺事件，單發或者群發，嚴懲或不嚴懲，市場份額少了還是沒了，其實永遠難以“警示”后來者，消費者唯一能信賴的，只有嚴苛的監管、常態的監管、有害假定的監管。其背后邏輯就是馬克思關于資本利潤的經典論斷，“資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牢記這道理，就能明白為什么西方食品安全監管機制令企業動輒得咎，為什么不少國家的食品安全懲戒聞風即雨、寧信其有不信其無。
　　遺憾的是，我們在相關問題上往往過于善意。善意是好事，但濫用即天真。我們在食品安全上的天真派往往有幾句固定歌詞：相信當事企業沒有問題；相信當事企業即便有問題也是個別問題；監管失語或遲滯正在協調溝通；監管失語或遲滯到不像話的地步，那一定是機器技術跟不上；要求消費者舉證，或相信舉報者別有用心——《食品安全法》有了，職能部門也不缺了，但如果問責或查究的理念仍舊錯位倒置，類似事件必然繼續云遮霧罩、詭異糾結。
　　熊貓乳品枉費了我們一片深情，然而，即便將其“千刀萬剮”，在不久的將來，它的兄弟姐妹可能還會繼續靠三聚氰胺“發家致富”。這個概率的大小，并非取決于我們對熊貓乳品的態度，而直接由監管的能力與決心所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