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段時間學界一直在議論，“積極財政政策”該不該淡出？總體還是主張淡出者多。然而與多方朋友交流，感覺不少人有誤解，以為“積極財政政策”就是政府舉債投資。這樣理解雖非全錯，但也不全對，事關大局，我認為有必要再澄清一下。
何為“積極財政政策”，國外是否有文獻解釋過我不知，但可以肯定，在今天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里絕對找不到，應該是朱镕基總理的發明吧。10年前我接待過幾位美國學者，談到“積極財政政策”他們大惑不解。他們問：財政政策只有擴張性(赤字預算)與緊縮性兩種，何來積極財政政策？在經濟學里政府舉債其實就是擴張性財政，中國何必別出心裁稱“積極財政政策”呢？我的答復是，中國政府舉債投資是為了保就業，不僅動機積極，而且效果也積極，所以是積極財政政策。
我這樣回答當然難以服人，很牽強。因為西方國家政府發債投資也是保就業，從就業的角度看，人家與我們沒啥不同。可問題是朱镕基總理當年為何不稱“擴張性財政政策”而改用“積極財政政策”？實話說，我當時的想法是認為朱總理有難言之隱。1998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給宏觀政策的定調，是財政與貨幣政策皆從緊，可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大幅滑坡，2000萬人失業，此情此勢，若不改弦更張經濟將難以為繼。而困難在于，上屆政府剛確定“財政從緊”，而朱總理一上任就擴張，掉頭太急場面上怕不好說吧。
事隔多年，現在回頭看，自己當初不過是小人之心度君子。其實，所謂積極財政政策，并不單指財政擴張(赤字預算)，同時也包括減稅。積極財政政策的確應包含發債與減稅兩方面，發債擴大政府投資是積極財政政策，減稅支持民間投資也是積極財政政策。但凡能刺激投資的所有財政舉措，都是積極的財政政策。
要解釋的是，既然積極財政政策包含減稅，可學界為何只將它與政府發債(赤字預算)相提并論呢？說起來，這其實也是事出有因。1998年首次推出積極財政政策，人們所看到的，是中央財政發行了1000億特別國債(同時向商業銀行借了1000億配套貸款)投資基礎設施，而當時并未減稅，不僅如此，下半年還多追收了1000億的稅；而本次政府啟動積極財政政策，僅中央發債就達7500億，中央替地方發債2000億，規模之大前所未有。眼見為實，這樣人們把積極財政政策等同政府舉債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1998年那次政府投資基礎設施，是因為基礎設施當時是國民經濟的瓶頸，拓寬瓶頸不僅有利于調結構，也可增加就業，一箭雙雕，政府應該投。今天的情形已不同于以往，基礎設施已不再是短腿，再加多投資不過是錦上添花。基礎設施太超前也是閑置，何況財政有擠出效應，政府發債越多，日后企業稅負會越重，擠出的民間投資也越多。政府投資擠民間投資，對就業是得不償失。
我說積極財政政策包含減稅，是基于另一個判斷，即明年的國債規模會小于今年。依據是，按國務院年前的部署，今明兩年擴需總共投資四萬億，而其中安排國債(新增投資)是一萬億。而今年已發國債7500億，這樣明年國債最多是2500億至3000億。國債規模大幅縮減，表明擴張財政政策開始淡出，可中央為何說明年積極財政政策不變呢？由此看，所謂積極財政政策不變，絕不是指財政的發債規模不變，而是政府刺激投資的取向不變，說得更明白些，是減稅推動投資的政策不變。
財政發債是增加政府投資；減稅是增加企業投資。若明年積極財政政策重點是減稅，那么對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一定是利好的消息。財政部估計，今年實施結構性減稅(加上停征部分行政收費)，政府能為企業讓利5000億，到底有沒有5000億尚未可知，但我認為3000億肯定有。若明年繼續執行結構性減稅，政府讓利的額度會更大。
前幾天在清華大學演講，有學員問，國務院對積極財政政策重點轉向減稅有明確說法嗎？明確的說法還沒有，是我的推斷。不過研究經濟數十年，相信這推斷不會錯。中央強調，明年經濟要保持平穩較快增長，而同時又說財政投資將轉向民生，既如此，政府要拉動經濟繼續較快增長就得靠民間投資，而刺激民間投資必減稅。舍此無他，難道還有別的選擇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