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看到成都公民唐福珍自焚抗拒拆遷的視頻時，即使鐵石心腸也難免要義憤填膺：無論何種原因和理由，一位公民萬般無奈時在強制拆遷面前燃燒自己的生命，這足以證明權利的孱弱和權力的霸道，足以告誡世人，支撐野蠻拆遷背后的法規儼然成為一部“惡法”，不除不修不足以平衡和彰顯社會正義。
　　因此，北大5位教授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修改《城市房屋拆遷條例》，獲得國內輿論的一致好評；國務院法制辦順勢而發，將上書學者一并邀請參加該法規修改的研討會，此舉也被輿論普遍認為“惡法被廢止”進入倒計時。
　　就在輿論聚焦修改拆遷法規時，昨日，全國各地仍然不斷傳來關于野蠻拆遷驚心動魄的一幕幕：《東方早報》報道，黑龍江省東寧縣提出拆除縣城所有平房，結果引來被拆遷戶自焚慘劇；中新網報道，河北張家口市溫春梅女士的房子被拆除，拆遷方美其名曰“不小心碰倒”，滑天下之大稽；《廣州日報》報道，在補償無著落的情況下，市民黃建英女士出門買菜回來發現房屋已經被拆除。在轟轟烈烈的城市化進程中，所有的拆遷基本都是循著《城市房屋拆遷條例》的“ 法令”進行，野蠻拆遷也正是仰仗該法規而大行其道、遍地開花，盡管該法規因有條文抵觸《憲法》、《物權法》而屬于當被廢止或修改的下位法，但只要它一日不廢一日不改，就一日可被選擇性執法，從而為種種悲劇埋下隱患。因此，從制度建設、從法律角度、從公權與資本正當關系而言，該法當盡快修改，越快越好，因為《物權法》頒布兩年多了，不能再任由下位法的越軌而讓上位法蒙羞了，因為很多地方公權還在此法基礎上與商業資本聯合制造野蠻拆遷的悲劇，很多公民的合法權利包括生命都可能因此受到威脅，早一日廢止惡法頒布新法，就是早一日讓法律恢復尊嚴，就是早一日讓生命得到保障。
　　但是，修改惡法就能一勞永逸地杜絕各種強拆嗎？
　　其一，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來自土地的經營，所以這種利益驅使地方政府部門容易參與到各種土地的市場化行為中，征地、賣地就是其中重要內容，這也是導致各種野蠻拆遷的內因之一。只有在財稅、土地制度上作出進一步改革，讓政府真正從市場利益中抽身而出，以公正的姿態在拆遷中不偏不倚、堅守法律，維持權力、權利和利益的平衡，如此革新，才能保證拆遷始終在公權的公正呵護與監督中進行。
　　其二，拆遷條例只是地方政府部門和開發商行為的一個依據，對依據的選擇往往在現實中存在選擇性，如選擇對己有利的漠視對己不利的。因此，一定要強化處于弱勢地位的被拆遷人的各種權利，如知情權、參與權，同時強化弱勢者的權利救濟渠道。中國有很多良法，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一些地方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為了應對和平衡這種問題，就得設計一些制度，改變政府獨自閉門主導城市和社區規劃的模式，讓公民提前介入其中獲得話語權；在行政、法律等層面提供更多利益訴求和互動渠道，避免被拆遷人在走投無路時要么鋌而走險，要么悲愴自戕。
　　拆遷的背后其實是利益之爭、法律之爭、權利與權力之爭、土地財政改革之爭，在種種博弈中，維護公共利益、公民合法權利無疑才是最重要的衡量標準。以此為準觀之，一座房子也有它的尊嚴，有尊嚴地倒下有尊嚴地崛起，映射的正是億萬百姓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