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貸危機以來,尤其是去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后,美式資本主義、金融創新、監管缺位,乃至作為人性弱點的貪婪都先后被反思。
在危機的爆發、加劇、擴散,直至逐漸平息的各個階段,人們的情緒也經歷了震驚、憤怒、恐懼,直至回歸冷靜與理性的過程,對危機的反思也在持續修正。
當前,全球經濟復蘇信號初現,危機爆發之初的激進性批判似應讓位于更理性與冷靜的思考,以及對矯枉過正的防范。
反思次貸危機之因,論者多從金融創新過度、監管缺位等市場角度出發。危機后,主張小政府、少干預的美國新保守主義陷入低潮,而強調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大有重新君臨天下之勢。
但將錯誤全部推給市場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是美聯儲長期低利率發出了錯誤的信號,如果不是美國國會通過《社區再投資法》,要求儲蓄機構必須將部分貸款貸給所在社區低收入人群,如果不是克林頓政府的“居者有其屋”政策,如果不是獲得政府支持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擔保次貸債券,市場不可能欣然承擔高風險。
那些因次貸危機而認定華爾街終結,市場經濟失敗的論調更是站不住腳。正如我們不能因為經濟危機就懷疑市場機制是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一樣,也不能因為由次貸危機所暴露出的美國金融市場種種問題,就懷疑或否定金融創新的作用和意義。并且在既有條件下,也不能必然認為政府比市場更英明,加強對市場的有效監管并不意味著對市場機制加以束縛甚至鉗制。
危機中各國政府秉承凱恩斯主義理論,以貨幣和財政手段強力干預經濟,試圖熨平經濟周期。這些措施雖然取得了暫時性的成功,但并非已經“畢其功于一役”,全球經濟復蘇的可持續性依然有待觀察。
如果我們簡單回顧一下次貸危機發生前的歷史,就能明白需對“正確的錯誤”有所警惕。美聯儲之所以在次貸危機前長期維持低利率,主要是幫助美國經濟擺脫本世紀初的一次短暫經濟衰退。從刺激經濟角度說,格林斯潘當時的低息政策是適宜的,但世易時移,彼時“順理成章”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最終釀成災難。
美國經濟學家穆瑞·羅斯伯德在研究上一次全球性經濟危機的專著《美國大蕭條》中指出,1929年危機的根源不是自由市場經濟本身,而是之前美聯儲的持續信貸擴張政策,而當時胡佛政府的干預措施非但沒有緩解危機,反而因破壞了市場自身調整而導致衰退持續時間更長。
如果說次貸危機告訴我們市場和創新應謹守邊界,那么次貸危機同樣也告訴我們,政府也存在諸多局限,不可貪圖“一時之快”。
進一步反思危機,是為了充分吸取經驗教訓,修正不完善的認知。危機應促使人們重新理清市場與政府的邊界,完善兩者的互動關系,而非簡單地貶低一方或抬高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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