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元去杠桿化的結束，以及全球經濟衰退陰霾消散后美元避險需求降低，美元加權指數在今年3月9日達到86的頂峰后，開始一路下滑，到11月初已降至73，為過去一年以來的最低點，跌幅高達15%。作為國際貿易中最重要的計價貨幣和結算貨幣，美元下跌同時也就意味著其他貨幣名義價格的相對上漲。截至10月底，韓元、新加坡元、泰銖、馬來西亞林吉特兌美元的比價分別下跌24.3%、10.4%、7.7%、9.3%。
    由于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傳統上高度依賴美國消費市場，美元貶值將不可避免地會對亞洲國家構成沖擊。特別是當前正處于復蘇的微妙時期，出口成為各國拉動經濟回升的重要推動力和希望。美元貶值對于這些國家最大的后果就是，它再次打破了各國貨幣在此之前維系的短暫平衡，從而拉開新一輪圍繞美國消費市場份額所展開的爭奪。
    對于中國而言，釘住美元使今年以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略有下降，也就是相對于歐元、日元等貨幣貶值，同時也有利于緩沖對歐洲和日本貿易出口的下降。
    筆者并不認同美國蓄意縱容美元貶值的觀點。首先，在危機階段實行寬松貨幣政策是每個央行的必然選擇。其次，從歷史上看，美國政要支持強勢美元的信心喊話往往收效甚微，并不足以從根本上改變美元匯率走向。最后，從長期來看，美元貶值又是大勢所趨；從中短期來看，第三季度美國GDP增長3.5%的表現缺乏可持續性。事實上，即便美聯儲加息也僅能短暫支持美元匯率回升。
    對于中國以外的亞洲國家而言，現實的選擇就是追隨中國加入購買美元的行列，也即在外匯市場上干預匯率。
    不過，一些亞洲國家選擇了加入美國要求人民幣-美元脫鉤的行列。問題是，這些亞洲國家只看到了現在人民幣隨同美元一道貶值，卻忽略了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人民幣隨同美元一起升值的事實；更忘記了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人民幣不相對美元貶值的承諾對于穩定東亞地區穩定所發揮的積極作用。這些國家沒有意識到，中國已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引擎，中國經濟的快速復蘇，事實上是有利于拉動周邊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東盟國家)以及外圍的資源輸出國(如中東、俄羅斯和中亞、澳大利亞等)的經濟復蘇。
    亞洲國家對人民幣升值的要求，無疑將加劇中國外部經濟環境的復雜性。在此之前，國際上對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主要來自美國及其西方盟友；而從今往后，美國會更頻繁的借助這些亞洲國家來對中國施加壓力。而中國也并非全然陷于被動，通過東亞貨幣與經濟合作、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議框架來協調與其他鄰國、特別是東盟國家的利益沖突不失為一個可行辦法。